聿文视界:习近平四面树敌,为什么党内反对派对他奈何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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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照:上海街头一座建筑物的墙上贴满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肖像。(2016年3月26日)(photo:VOA)
    资料照:上海街头一座建筑物的墙上贴满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肖像。(2016年3月26日)(photo:VOA)

    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观察中共政治,需要剥开表象,察其实质。有一个现象似乎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这就是习近平明明得罪了很多人,可他的权力好像纹丝不动。但很多人只凭前面一点,就认定他迟早要被党内政敌掀翻桌子下台。

    在中共的几代领导人中,论得罪的人之多,恐怕都超不过习。毛在他的一生中也有很多政敌,如博古、张国焘、张闻天、王明、刘少奇、林彪等,但这些政敌不是在一个时间段出现的,而是跨度几十年,出在不同阶段,且同时还有坚强盟友,如张、刘、林都曾在不同时期是毛的同盟。习没有毛这么明确的政敌,然而他上台10年特别是后5年,几乎把中国整个精英阶层都得罪光了。按照经典政治学以及政治常识来看,这是匪夷所思的,因为这种状况不要说在台上呆10年,能够撑二、三年都不容易,放在任一国家,怕是早被赶下台。可习不但平稳渡过10年,而且马上要三连任。在人类政治史上,确实很独特。

    对此现象,很多人私下议论过,然而公开的认真的探讨,寥寥无几。可我们又不能无视它,它还关系到另一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习的权力崛起之谜。对于一个毫无“战功”、且在上台之初有些唯唯诺诺,元老们都认为好摆平、没有自己的班底和权力基础的领导人,为什么在短短两三年内,权力迅速膨胀,五年时间,把自己的思想写进党纲,成为指导思想。这里当然有权谋手腕的因素,但仅仅用权谋是解释不清的。中共的第一代领袖毛和第二代领袖邓,都是在枪林弹雨中打过来的,是先有对党的赫赫功绩和巨大威望,后才坐上宝座的,可习遵循的不是这个模式。

    对这个问题暂存而不论。我想指出的是,习在权力崛起的过程中,得罪的人越来越多,当他完成了极权过程,达到权力顶峰时,该得罪的也都得罪了。环顾整个精英阶层,包括他所属的,本来应该成为他的权力基础和有力支持者的太子党,也找不到人不骂他,某种程度上,骂习已经成了精英阶层的共同心声。

    可以把习的反对力量不精确地分成三个层面十一个群体,他们是党内的改开派、元老及其所代表的派系、红二代、反腐运动中落马的高官;社会的以公知为代表的普世派和维权律师为代表的维权群体、私人企业家群体、受打击的基督教、极左毛派;以及海外的民运、各种反中势力和法轮功。我称为十一路反习大军。他们尤其前面六路大军,基本囊括了中国的官、产、学精英阶层。

    事后来看,习四面树敌,是他的必然宿命。因为他的集权不是建立在现有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基础上的,而是一种逆向操作,打碎现有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即在改革中形成的官产学的铁三角的精英联盟。习的有限集权或许是这个精英联盟乐见的,但从集权到极权,超过了他们容忍的界限,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遭他们的反对几乎是必然。原因在于,习的极权是以破坏这个铁三角的利益为代价的。但他打碎了旧的精英联盟,却未能建立起一个新的精英联盟,或者,这个新的官产学的铁三角的精英联盟尚在酝酿中,还未成形。按照常识,这就给了这个铁三角联盟推翻习政权的一个机会,因为从上述十一路反习大军的力量看,它要远远超过习和他的小圈子势力的,尽管名义上习握有党的合法性。此亦是一些严肃学者何以相信中南海发生政变的原因,党内力量对比有利于反习,怎么可以容忍他胡来而不去推翻他?

    然而,事情的诡吊正出在这里。有力量反习却反被他压制,是习真的太厉害还是反对者太无能?这就需要我们去剖析原因。

    我在上期专栏文指出,中南海游戏规则早已改变,但政变谣传者的思维仍停留在以前,已经点出了部分原因。习通过所谓的法治建设和政治建设,把自己的意志变成了国家法律和党的规矩,这让他的党内反对者在起反念时非常忌惮,因为习可以合法地以党的名义,借助党和国家的专政工具打击政敌。习控制了党内关键的组织、人事、宣传、政法、军队等部门权力,也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决策大权,以及重要地方的党内权力,这些部门和省份的一把手职位都掌握在他的亲信手上,他们拱卫着习。在这个党内权力结构下,政治反对派很难有什么作为。

    不仅如此,习还充分发挥和运用现代监控手段对付他的党内同僚。他把高科技和大数据的监控功能运用到极致,大大提高了监控政治反对派的成效,让后者的联合和集结变得更为困难。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今天北京的高官基本上不敢串门,不论退休还是在任,串门是为党的纪律不允许,因为有密谋反习的嫌疑。有胆敢串门者,后面还有秘密警察和大数据在盯着。这种情况下,对官员们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必去触碰习定下的政治红线,免得惹他不高兴。对社会的反对派,虽然不像对高官一样有党内纪律和规矩的约束,但高科技和大数据的监控一个也少不了,同时对他们祭出更严厉的专政工具。故反习大军虽多,然而难形成合力,容易被习各个击破,成不了气候,只能放一些小道消息恶心恶心他。过去10年,除了党内极个别以及社会上少量的勇敢者挺身而出——他们基本上是孤军反习,最多是一个小团体,明知之人都在习的规矩和监控面前乖乖就范。

    在反习这点上,他的党内政敌还有一顾虑,即怕造成党的不团结和分裂。像党内几个有力量的反对派——改开派、红二代、元老阶层,他们及其家族,是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享受着各种特权,虽然他们不喜欢习,但在保党这一点上,指向一致,过往中共党内斗争的历史告诉他们,要反对党的主要领导人,震动太大,对党是严重伤害,甚至有可能造成党的分裂。而如果党出问题,他们的利益也难保。所以这个顾虑让他们自缚手脚,不敢放手去反。

    另一方面,尽管习的反对者众多,然而并不表示习就没有盟友和支持者。党的干部队伍里,除其亲信外,那些想上位和已经被习提拔的官员,都是习的支持者。中下层官员和底层民众里,也都有习的支持者。此外,部分持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立场的中产阶级,左派学者以及军队中的中低阶军官,都是习的广义的盟友。他们在关键的时候是习可以动用的力量。

    上面这些因素没提到反腐。鉴于中共官员几乎人人都有腐败嫌疑,只要习举起反腐铡刀,就会吓得政敌们不敢作声。

    最后,要强调的一点是,在中共的干部队伍里,不敢讲铁肩担道义的官员完全没有,但肯定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面对习的倒行逆施,明知这样做对中共对中国乃至对他们个人都有危害,但只能选择明哲保身,甚至在要求他们举手拥习时也会跟着举手。这当然不能怪罪他们。人骨子里是由自私的基因支配着的,何况还在中共这个酱缸文化里被污染了那么久,并面临着高压的政治恐怖气氛,因此,除非突变已经发生,否则对他们的行为是可以预期的。

    今天的习近平的极权是人类史上一种新式极权。在这种新极权所有的特征暴露出来前,党内反对派显得某种程度的软弱和茫然无措,不让人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