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或保守，冷感与匮乏：中国人的性怎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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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图片来源：视觉中国(photo:JieMian)记者 | 徐鲁青编辑 | 黄月
“性”是隐秘的私人表达，也是普遍的生活日常，它勾连私人生活最深处，又关乎公共的一切。今年8月，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发布“中国人私生活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收集了中国家庭有关性、婚姻、家庭的多项数据，并分析了当代中国人性行为和性观念的变化状况。
聚焦当代中国人性生活状况的调查并不多见，上一次是2015年性社会学家潘绥铭组织了全国随机抽样调查，此后学界再未有过大范围跟进。本次的“中国人私生活调查”对现实情况做出了更新，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挑选了其中有意思的发现，并试图进一步延展探讨中国人的性。
中国人对性的理解经历了从为生殖、为爱情到为快乐的过程，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认同“性爱分离”，并主动追求性愉悦，男性群体的态度却出现了保守化的回弹。从性生活频率来看，95后人群的性活跃程度低于之前出生的几代人，且从90后起阶层与性生活的关系对比前几代人发生了逆转：高教育群体相比于初中学历以下人群的性活跃度更低，但这并非意味着底层群体的性生活状况足够良好，性剥夺与健康问题仍然存在，且可能发展为更严重的暴力、犯罪和疾病，它们需要被看到、被关注。
*(photo:JieMian)从为生殖到为快乐：更开放的性态度与更保守的男性
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曾在《性之变》中总结中国性文化的几次转变：在80年代之前，性被视为革命的政治敌人，甚至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文革”中一度出现了“无性文化”，强化“生殖目的论”并随之发生人口爆炸。
第一次性革命挑战的正是“无性的秩序”——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让性与生育之间的联系在国家层面被打破，推动了人们对性的快乐追求，198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也开始规定夫妻可以因感情问题提出离婚，“感情”便包括了性生活不和谐因素。
第二次性革命发生在90年代，重点是“性的去秩序化”，文化与制度开始逐步接受“非婚性行为”。比如1997年《刑法》取消流氓罪，2001年《婚姻法》将“非法同居”改为“非婚同居”，“非婚性行为”从贬义变成中性，“一夜情”现象也受到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photo:JieMian)潘绥铭在《性之变》中总结了百年时间里中国性文化的变迁。20世纪之前，人们以生殖为性道德的标准，认为不能生儿育女的性是不道德的；20世纪中期，婚姻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婚前与婚外的性被视为不道德；80年代后，爱情成为了新的判断标准：无爱之性才是不道德的；到了21世纪，性的最高标准则变成了快乐、愉悦和生理享受。
“快乐的性”挑战了五四后占据主导的“浪漫爱情主宰”与“性的纯情化”，性与爱逐渐松绑，浪漫爱不再成为性行为的前提。本次“中国人私生活调查”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趋势：在70后和80后女性中，更多人把性看作表达感情的载体，只有20%的人认为性行为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而95后女性更倾向于将性与爱分开看待，30%以上的人都认同性是为了追求生理愉悦感，选择性对象的目的可以只是出于欲望满足，不一定是为了结婚和恋爱。
调查参与者之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於嘉认为，互联网对性爱剥离观念的流行有着重要作用，交友软件的普及使得网络性行为和线上寻找性伴侣等活动大幅增加，“约炮”成为流行词，也发展为日益广泛的实践。在男性群体中，进行网络勾搭的比例在1980年代出生的群体中最高，三分之一的人有过此类经历；在女性群体中则表现为，年龄越小，使用在线约会的人数越多。
从两性线上寻找性伴侣的比例差距中，我们或许也可以看出，年轻一代的女性正在逐渐主动追求性快感。调查显示，80后人群中，线上寻找性伴侣的男性与女性比例分别是33.7%和11%，而到了95后，比例则变成了19%与17%，两性之间的比例差距缩得很小。於嘉认为，这一数据变化说明了更多年轻女性开始追求独立平等的性关系。
*(photo:JieMian)与之相应的是，女性的性生活满意程度在年轻群体中有所上升。报告显示，90年代以前出生的女性有15%对自己的性生活非常不满意，而在90后群体中，这一比例降至8.4%。有意思的是，问卷还设置了一个关于伴侣取悦的问题——“为了使对方满意，你会不会假装自己达到了性高潮？”结果显示，相比70后和80后，90后女性假装性高潮的比例明显下降。种种数据都显示出，在性关系中，女性正在扮演更加主动的角色，於嘉说，“（女性）会寻找其中的快乐度和满意度，而不仅是服务男性的一个角色。”
“性的平等主义态度”也能展露出新一代女性的变化。调查对平等主义的定义包括：是否认可女性在性上主动/女性应该享受性/男性应该帮助女性享受性（women can be initiative / women should enjoy / men should help women enjoy)。随着年龄组减小，女性的平等意识呈现出单调增加趋势。与之相反的是，男性显现出保守化的倾向——80年代出生的男性群体平等意识达到巅峰，90后出现了下降，有越来越多人对女性在性生活里的主动与享受持保留态度。这一结果结合性生活满意程度的两性对比，则显得意味深长：报告显示，男性的性幸福感、性生活的身心满足感和性高潮频率均高于女性，女性在性健康方面仍落后于男性，性愉悦感始终更低。
*(photo:JieMian)的确有相关社会学研究表明，中国男女之间的性别意识差距正在逐步扩大，年轻男性发生了较大程度的保守回弹，即便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意识已显示出进步倾向，但在家庭领域内，两性开始出现更大分歧。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Paula England曾提出“不均衡的性别革命”（uneven gender revolution）概念，她发现，性别平等的变化在不同领域和人群中是不均衡的，比如工作领域常比私人领域的性别平等步伐更快，大多数人都支持女性进入职场，但却难以接受女性拒绝承担妻职与母职。这项研究也发现中国正存在着“不均衡的性别革命”，男性在私领域的性别意识逐步滞后于女性，而这很可能会阻碍公共领域平等的实现。
性冷淡时代：中产与底层的性生活都被剥夺
日本媒体用“无性症候群”形容年轻人对亲密关系与性生活的冷感态度。在《低欲望社会》中，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指出，从日本泡沫经济时代开始，社会在各方面都转变为“低欲望”状态——人口减少、经济不振、失去欲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低迷的欲望中包括了对性与亲密关系的冷淡。
“中国人私生活调查”发现，年轻人性冷淡的趋势也正在中国出现——在95后有固定伴侣的受访者中，没有性活动的比例男女达到了14.6%和10.1%，而90年代以前出生的受访人群比例为6%-9%，年轻一代的性生活活跃度比上几代人更低。
调查令人意外之处还在于性活跃度与阶层关系的反转。在90后及95后群体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性生活更频繁，也更多地利用互联网寻找性伴侣；在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男性中，每周至少有一次性生活的比例为43.8%，而研究生群体只有29.2%。此前，潘绥铭等学者的研究都显示出，男性的性生活频率同社会经济地位呈正相关，其中包括更丰富的性技巧（比如性工具的使用）和更高的性满意度。
*(photo:JieMian)一位90后受访者表示，“在没办法保证生活和工作都能稳定的情况下，性欲什么的都得往后排。我现在基本上一点欲望都没有，只想好好工作，给自己的未来铺一条平坦点的路。以后会不会有想法也说不准，或许在前途有了保证的情况下才会有想法吧。”过度竞争的工作文化、大城市的生活压力，以及充足的性爱替代品，都可能是高教育水平群体无暇性生活的理由。“中国人私生活调查”指出，“有必要更多地关注新兴的年轻中产阶级，尽管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但相对地被剥夺了性生活。”
值得关注的是，纵使性活跃度看似高于高教育水平群体，部分底层群体仍然难以获得性生活机会，许多学者关注到了农村地区的老年单身汉情况。根据汉学家伊莎贝尔·阿塔内2013年的田野调查，在安徽农村，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单身汉从未有过性经历。这背后隐藏着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性别筛选造成了性别结构失衡，农村底层男性成为婚姻市场中的最低序列。他们的性欲和亲密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性生活仍处于长期被剥夺的状态，导致更大的孤立感和遭受更多歧视，并由此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photo:JieMian)这些底层男性往往需要依靠购买才能获得性生活——要么通过人口买卖等途径满足性与生育需求，要么则是购买性服务。研究发现，过去中国的商业性行为通常涉及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男性，而在1990-1994年出生的群体中，初中生学历及以下的男性群体付费性行为的比例达到了22.2%，远高于接受4年大学或研究生教育的男性，而性购买常常同无保护的性行为、暴力和性病紧密相连。
一面是过劳无性的白领阶层，一面是被剥夺的底层男性与被威胁的女性，组组数据显露出的不单是“这届年轻人性冷淡了”的问题。潘绥铭曾畅想过中国社会对性的理想态度——性的平常化、多样化与主体化。人们将不再争论“性”的是非，更不会拿“性”去攻击别人，人人都具备性方面的自主选择与负责的能力。面对着这样一份“中国人私生活调查”报告，我们不难发现，距离这幅理想图景的实现，似乎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参考文献：
https://www.lifeweek.com.cn/article/174237 三联生活周刊 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性如何影响家庭、婚姻、95后
https://superpyq.com/article/630969652b03a40a1bc46647 看天下 中国人私生活调查:性爱降级 95后正在变保守?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MDEwNzMwMQ==&mid=2247487689&idx=1&sn=c146bfcc9f1c5a11cce4b0047a103c36&chksm=ec25aa03db522315ecdbdeab282d3db2dd8ebd1da486ffcfc76540615ac4bbc32fdc87e90e59#rd 缪斯夫人 学人说｜女性向前，男性后退：两性的性别认知差距在扩大吗？
Attané, Isabelle, et al. "Bachelorhood and sexuality in a context of female shortage: Evidence from a survey in rural Anhui,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15 (2013): 703-726.
Choi SY, Chen K, Jiang Z (2008) Client-perpetuated violence and condom failure among female sex workers in southwestern China.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35(2): 141–146.
Yu, Jia, Weixiang Luo, and Yu Xie. "Sexuality in China: A review and new findings."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2022): 293-329.
记者 | 徐鲁青编辑 | 黄月
“性”是隐秘的私人表达，也是普遍的生活日常，它勾连私人生活最深处，又关乎公共的一切。今年8月，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发布“中国人私生活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收集了中国家庭有关性、婚姻、家庭的多项数据，并分析了当代中国人性行为和性观念的变化状况。
聚焦当代中国人性生活状况的调查并不多见，上一次是2015年性社会学家潘绥铭组织了全国随机抽样调查，此后学界再未有过大范围跟进。本次的“中国人私生活调查”对现实情况做出了更新，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挑选了其中有意思的发现，并试图进一步延展探讨中国人的性。
中国人对性的理解经历了从为生殖、为爱情到为快乐的过程，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认同“性爱分离”，并主动追求性愉悦，男性群体的态度却出现了保守化的回弹。从性生活频率来看，95后人群的性活跃程度低于之前出生的几代人，且从90后起阶层与性生活的关系对比前几代人发生了逆转：高教育群体相比于初中学历以下人群的性活跃度更低，但这并非意味着底层群体的性生活状况足够良好，性剥夺与健康问题仍然存在，且可能发展为更严重的暴力、犯罪和疾病，它们需要被看到、被关注。
*(photo:JieMian)从为生殖到为快乐：更开放的性态度与更保守的男性
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曾在《性之变》中总结中国性文化的几次转变：在80年代之前，性被视为革命的政治敌人，甚至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文革”中一度出现了“无性文化”，强化“生殖目的论”并随之发生人口爆炸。
第一次性革命挑战的正是“无性的秩序”——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让性与生育之间的联系在国家层面被打破，推动了人们对性的快乐追求，198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也开始规定夫妻可以因感情问题提出离婚，“感情”便包括了性生活不和谐因素。
第二次性革命发生在90年代，重点是“性的去秩序化”，文化与制度开始逐步接受“非婚性行为”。比如1997年《刑法》取消流氓罪，2001年《婚姻法》将“非法同居”改为“非婚同居”，“非婚性行为”从贬义变成中性，“一夜情”现象也受到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photo:JieMian)潘绥铭在《性之变》中总结了百年时间里中国性文化的变迁。20世纪之前，人们以生殖为性道德的标准，认为不能生儿育女的性是不道德的；20世纪中期，婚姻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婚前与婚外的性被视为不道德；80年代后，爱情成为了新的判断标准：无爱之性才是不道德的；到了21世纪，性的最高标准则变成了快乐、愉悦和生理享受。
“快乐的性”挑战了五四后占据主导的“浪漫爱情主宰”与“性的纯情化”，性与爱逐渐松绑，浪漫爱不再成为性行为的前提。本次“中国人私生活调查”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趋势：在70后和80后女性中，更多人把性看作表达感情的载体，只有20%的人认为性行为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而95后女性更倾向于将性与爱分开看待，30%以上的人都认同性是为了追求生理愉悦感，选择性对象的目的可以只是出于欲望满足，不一定是为了结婚和恋爱。
调查参与者之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於嘉认为，互联网对性爱剥离观念的流行有着重要作用，交友软件的普及使得网络性行为和线上寻找性伴侣等活动大幅增加，“约炮”成为流行词，也发展为日益广泛的实践。在男性群体中，进行网络勾搭的比例在1980年代出生的群体中最高，三分之一的人有过此类经历；在女性群体中则表现为，年龄越小，使用在线约会的人数越多。
从两性线上寻找性伴侣的比例差距中，我们或许也可以看出，年轻一代的女性正在逐渐主动追求性快感。调查显示，80后人群中，线上寻找性伴侣的男性与女性比例分别是33.7%和11%，而到了95后，比例则变成了19%与17%，两性之间的比例差距缩得很小。於嘉认为，这一数据变化说明了更多年轻女性开始追求独立平等的性关系。
*(photo:JieMian)与之相应的是，女性的性生活满意程度在年轻群体中有所上升。报告显示，90年代以前出生的女性有15%对自己的性生活非常不满意，而在90后群体中，这一比例降至8.4%。有意思的是，问卷还设置了一个关于伴侣取悦的问题——“为了使对方满意，你会不会假装自己达到了性高潮？”结果显示，相比70后和80后，90后女性假装性高潮的比例明显下降。种种数据都显示出，在性关系中，女性正在扮演更加主动的角色，於嘉说，“（女性）会寻找其中的快乐度和满意度，而不仅是服务男性的一个角色。”
“性的平等主义态度”也能展露出新一代女性的变化。调查对平等主义的定义包括：是否认可女性在性上主动/女性应该享受性/男性应该帮助女性享受性（women can be initiative / women should enjoy / men should help women enjoy)。随着年龄组减小，女性的平等意识呈现出单调增加趋势。与之相反的是，男性显现出保守化的倾向——80年代出生的男性群体平等意识达到巅峰，90后出现了下降，有越来越多人对女性在性生活里的主动与享受持保留态度。这一结果结合性生活满意程度的两性对比，则显得意味深长：报告显示，男性的性幸福感、性生活的身心满足感和性高潮频率均高于女性，女性在性健康方面仍落后于男性，性愉悦感始终更低。
*(photo:JieMian)的确有相关社会学研究表明，中国男女之间的性别意识差距正在逐步扩大，年轻男性发生了较大程度的保守回弹，即便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意识已显示出进步倾向，但在家庭领域内，两性开始出现更大分歧。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Paula England曾提出“不均衡的性别革命”（uneven gender revolution）概念，她发现，性别平等的变化在不同领域和人群中是不均衡的，比如工作领域常比私人领域的性别平等步伐更快，大多数人都支持女性进入职场，但却难以接受女性拒绝承担妻职与母职。这项研究也发现中国正存在着“不均衡的性别革命”，男性在私领域的性别意识逐步滞后于女性，而这很可能会阻碍公共领域平等的实现。
性冷淡时代：中产与底层的性生活都被剥夺
日本媒体用“无性症候群”形容年轻人对亲密关系与性生活的冷感态度。在《低欲望社会》中，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指出，从日本泡沫经济时代开始，社会在各方面都转变为“低欲望”状态——人口减少、经济不振、失去欲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低迷的欲望中包括了对性与亲密关系的冷淡。
“中国人私生活调查”发现，年轻人性冷淡的趋势也正在中国出现——在95后有固定伴侣的受访者中，没有性活动的比例男女达到了14.6%和10.1%，而90年代以前出生的受访人群比例为6%-9%，年轻一代的性生活活跃度比上几代人更低。
调查令人意外之处还在于性活跃度与阶层关系的反转。在90后及95后群体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性生活更频繁，也更多地利用互联网寻找性伴侣；在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男性中，每周至少有一次性生活的比例为43.8%，而研究生群体只有29.2%。此前，潘绥铭等学者的研究都显示出，男性的性生活频率同社会经济地位呈正相关，其中包括更丰富的性技巧（比如性工具的使用）和更高的性满意度。
*(photo:JieMian)一位90后受访者表示，“在没办法保证生活和工作都能稳定的情况下，性欲什么的都得往后排。我现在基本上一点欲望都没有，只想好好工作，给自己的未来铺一条平坦点的路。以后会不会有想法也说不准，或许在前途有了保证的情况下才会有想法吧。”过度竞争的工作文化、大城市的生活压力，以及充足的性爱替代品，都可能是高教育水平群体无暇性生活的理由。“中国人私生活调查”指出，“有必要更多地关注新兴的年轻中产阶级，尽管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但相对地被剥夺了性生活。”
值得关注的是，纵使性活跃度看似高于高教育水平群体，部分底层群体仍然难以获得性生活机会，许多学者关注到了农村地区的老年单身汉情况。根据汉学家伊莎贝尔·阿塔内2013年的田野调查，在安徽农村，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单身汉从未有过性经历。这背后隐藏着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性别筛选造成了性别结构失衡，农村底层男性成为婚姻市场中的最低序列。他们的性欲和亲密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性生活仍处于长期被剥夺的状态，导致更大的孤立感和遭受更多歧视，并由此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photo:JieMian)这些底层男性往往需要依靠购买才能获得性生活——要么通过人口买卖等途径满足性与生育需求，要么则是购买性服务。研究发现，过去中国的商业性行为通常涉及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男性，而在1990-1994年出生的群体中，初中生学历及以下的男性群体付费性行为的比例达到了22.2%，远高于接受4年大学或研究生教育的男性，而性购买常常同无保护的性行为、暴力和性病紧密相连。
一面是过劳无性的白领阶层，一面是被剥夺的底层男性与被威胁的女性，组组数据显露出的不单是“这届年轻人性冷淡了”的问题。潘绥铭曾畅想过中国社会对性的理想态度——性的平常化、多样化与主体化。人们将不再争论“性”的是非，更不会拿“性”去攻击别人，人人都具备性方面的自主选择与负责的能力。面对着这样一份“中国人私生活调查”报告，我们不难发现，距离这幅理想图景的实现，似乎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参考文献：
https://www.lifeweek.com.cn/article/174237 三联生活周刊 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性如何影响家庭、婚姻、95后
https://superpyq.com/article/630969652b03a40a1bc46647 看天下 中国人私生活调查:性爱降级 95后正在变保守?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MDEwNzMwMQ==&mid=2247487689&idx=1&sn=c146bfcc9f1c5a11cce4b0047a103c36&chksm=ec25aa03db522315ecdbdeab282d3db2dd8ebd1da486ffcfc76540615ac4bbc32fdc87e90e59#rd 缪斯夫人 学人说｜女性向前，男性后退：两性的性别认知差距在扩大吗？
Attané, Isabelle, et al. "Bachelorhood and sexuality in a context of female shortage: Evidence from a survey in rural Anhui,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15 (2013): 703-726.
Choi SY, Chen K, Jiang Z (2008) Client-perpetuated violence and condom failure among female sex workers in southwestern China.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35(2): 141–146.
Yu, Jia, Weixiang Luo, and Yu Xie. "Sexuality in China: A review and new findings."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2022): 293-3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