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长平：中国清零防疫政策何时了

[CathyHuang]

2022年11月7日，因发现新冠病毒感染北京一个居民院落被封。REUTERS/Thomas Peter(photo:RFI)

近期中国疫情再次升温、习近平在新政治局首次常委会重申要坚定贯彻“动态清零”，而官方随后宣布20条放宽新冠防疫措施，如何看此时推出该“优化”措施？能否得到落实，纠正防疫频发的乱象？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下官方为何要坚持清零防疫？是否有退出的时间表可期？本次专题，我们连线中国前资深媒体人、居住在德国的时评人长平谈谈他的观察。

您能首先谈谈对现在出台这20条措施的看法？是否意味着中国坚持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会出现一些改变 ?

长平：是的，这二十条措施标志着中国清零防疫措施已经出现改变，或者说，中国的防疫政策一直都有“变”和“没有变”，没有改变的东西是官方一直试图利用疫情加强对人民的控制，这一点是一直没有改变的。而一直在变的，我们会看到，从武汉封城、上海封城、成都封城、香港封城，其实都在变化，一直都在变化之中，当时我记得上海在被严格封城的时候，有朋友问我，这样要到什么时候，我说，不可能这样一直持续下去。后来有香港的朋友问我，不会以后和内地完全一样吧？我当时也预测香港会放松放宽，不是因为多么科学多么理性，他们有他们的科学、他们的理性就是我称为“专制理性”，就是在能够更大限度的控制民众的同时，不忘考虑它的社会效果，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不是像外界想象的考虑经济，其实经济损失对它来说是完全可以承受的，中国统治这七十多年的历史中，经济到了他们自己所说的崩溃边缘，他们也所谓的都挺过来了，现在还远远没有到那一步。它考虑最重要的还是社会稳定因素。从各地封城以来，一直都有民众在坚持以各种形式反抗，这一块我认为是他们考虑得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最终起到决定作用的因素。

尤其是7月13日20大召开前夕，在严防死守的北京有一位抗议者，尽管精心准备，在北京四通桥上展开巨幅标语，并以高音喇叭和冲天的浓烟，进行了一场影响巨大的抗议。这位勇敢的抗议者，他在网络上留下的名字叫彭立发或彭载舟， 他的抗议和他散发在网络上的阐释和动员文字，引起了全球性的回响，里面就提到、也就是在中国人中产生最直接回应的就是，“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这几句话， 包括“不做奴才做公民”，直接把矛头指向他称为独裁国贼的习近平，这可以说对当局、对习近平本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我们从苹果手机最近把一个传播分享文件的功能隔空投射功能都对中国用户限制，可以看出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反抗活动，我想也包括在这之前之后民众以各种形式，包括在微信上的抱怨，包括尽量说出真相，以及由各种摇滚、讽刺等等形式发出的反抗的声音，也是当局最终考虑放松一些控制的重要的原因。

官方此次提出要纠正防疫“一刀切”和“层层加码”，您认为这些措施能否落实、起到改善清零防疫政策实施的效果吗？

长平：这只是官方的文字游戏，在这种权力结构和治理模式下，任何政策一旦出台一定是“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的，因为这是官员不对民众负责、只对上级负责，那他一直要所谓坚决落实上面的政策，这一定会是“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的作用。但现在上面出现对防疫控制的松动，其实这也是一种一刀切，落实的过程也有可能层层加码，但是它可能是另一个作用的，暂时看，对民众来说，可能是好的效果。从这个意义来说，我预测它会在各地起到一些松动的作用。

中国自疫情以来一直坚持严格的防疫措施，但仍未能阻止疫情的不断蔓延，最近以来日增本土感染已经突破半年以来的新高，您怎样看中国的防疫？官方为什么仍要坚持清零防疫政策？

长平：我先说防疫现状，中国的防疫政策其实官方非常清楚，特别是到后来，世界各国都有了足够的防疫经验的时候，那其实就是两点：一个是适当的防控措施，第二是施打疫苗，因为医学是无国界的。在实践中证明更有效的疫苗是西方能够放松防疫措施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但是中国政府把主要的精力都用来控制人民，对推广疫苗没有兴趣，包括对可能发生重症危险的老年人，或者由基础班的那些脆弱人群，甚至对推广自己的国产疫苗都没有兴趣，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那到现在为止，根据新闻德国总理肖尔茨访华之后，只是说，中国答应只对在中国的外国人使用西方疫苗，所以中国放开之后的确还是由疫情扩散的风险，甚至会有重症和死亡的 风险，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加紧推广疫苗，那二十条出台措施中已经提到了要推广疫苗，这个是好事情。但是显然仍然出于政治原因拒绝被证明更加有效的西方疫苗，这是一种专制政治对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完全不负责任的政治行为。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官方到现在为止一直乐此不疲的核酸检测、封城和隔离是在没有科学依据支持的前提下的一种所谓的防疫政策，它甚至都不是与西方不一样的防疫政策，而是属于软禁和关押民众的政治游戏。

那再说为什么官方要坚持这样的防疫政策。是不是他们就是像外界所说的“愚不可及”呢？其实不是，我曾经提出专制者有专制者的专制理性，这个专制理性是什么？就是他们并不像西方一些学者或者媒体认为的那样，中国的经济弱了，人民贫穷了，政府利益就受损了，这中间有一些关联，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专制者就像朝鲜那样，其本质上是一样的，第一他们并不是没有理性的疯子，第二他们其实是高度务实、精于算计，这个算计并不是国富民强，而是其政权的稳定。西方学者司空见惯的一个错误就是，接受被内化了的中共洗脑宣传，把中共统治集团的利益和中国的国家利益混为一谈。我刚才说这两者从表面看是有一致性，但其实从专制体制的内部看，就像商鞅提出的，在很多时候是“民弱则国强”，他的国是指的统治者，“民强则国弱”，就是他更方便统治，所以虽然从表面看中国强大了，统治者就更有合法性、更有权力，但是事实上我们看中共统治中国七十多年的历史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通过弱化国家利益来强化统治权力。这就是他们明明知道控制疫情最好的方式是推广疫苗，但是他们宁可选择进行核酸检测、封城和隔离。

您如何看之前包括胡锡进、周小平等人对防疫的发声？是否反映了内部存在意见分歧？

长平：我并不这样认为，就是从决策权力来看，他们远远不是内部人士，他们只是通过一些信息揣测上虞的一些宣传人士、或者是自己想做宣传人士，网民称他们为溜须拍马、或者叼飞盘等等。这件事情上我认为第一，正如很多网民指出的，是周小平等人他们个人利益可能在封控政策下有所损失，第二是他们从一些渠道揣测到上面有松动的可能，于是他们就提前扮演反对者，这是中共六四后媒体宣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术、或者说是一个策略，就是我把它称之为“去正义化教育”，或者“去正义化宣传”，这种宣传模式从“人民日报”的伪君子说教，转变成“环球时报”式的真小人劝导。也就是从假大空的说教，过度到所谓的“接地气”人情味，其实以胡锡进为主的这些新的宣传者，一直在扮演这样的角色。他们灌输了一种观念，让人们觉得不仅人民日报式的假大空的说教式不真实的，而且西方媒体或者西方政客提到的那些民主自由人权等这些词，也是假的。只有他们说的“天下乌鸦一般黑”、人人都有腐败的可能，要理解官员的腐败等，就是从这些真小人的角度出发分析的东西才是真实的、有人情味的。所以胡锡进一有机会就在扮演这样的角色。周小平，我个人认为他是两种情况，一是个人利益受损，可能有真抱怨，第二他其实也在抢这个机会扮演“接地气”、了解理解和支持民意的角色，可能为他们以后更好的忽悠民众打下一点基础。

那最终清零防疫何时能够退出？其实在二十大后就有很多猜测，并有不同的时间表，您是怎么预期，中国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退出清零政策？

长平：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是动态化的。中共做出决定，正如我前面分析的有它的专制理性，那这个专制理性要做出改变的决定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四国内民众的抗争，包括从抱怨到四通桥抗议这样的抗争话语和行动，让统治者觉得统治受到威胁，或者是在他们的话语中叫“社会稳定受到威胁”，第二是国际压力，国际经贸往来的压力，对政治的监督和批评压力，因为它涉及到人权，再一个就是国际组织，尤其是世界卫生组织从卫生健康和医学的角度给他施加的舆论压力。在这一点上，世卫组织从武汉疫情爆发以来，一直是失职的，甚至是配合人权侵害的这样一种作为，在后期，世卫组织略微做了一些更正，应该说他们后期对疫情的科学的解释，对中国政府也是有压力的。所以中国的清零防疫政策到底什么时候完全结束，或者以何种方式退出，取决于这几个方面的压力，而不是统治者的良心。

感谢长平先生接受法广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