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诚专栏：中国即将到来的第三危机 ──「全景监视社会」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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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慢慢变成一个「全景监视」(panoptic)下的巨型监狱。（美联社）(photo:UpMedia)中共20大之后，中共当局不仅继续坚持动态清零，甚至进一步推行所谓「电子健康码」，借「健康/医疗」之名，开始建立全民电子医疗大数据库，从目前「清零局部控制」走向未来「医疗全面控制」的状态。实际上，清零已经证明不是针对病毒，而是监控韭菜百姓，电子码也不是为了健康，而是监控人民的身体隐私。换言之，为了防止异议份子的反抗，封堵一般公民的批评与抱怨，以及确保习近平宣称的红色江山「不变质、不变味、不变色」，在中国的数位监控技术已达到高智能、全渗透的状态之下，中国将成为一个「全景监视社会」(society of panoramic-surveillance)。
社会控制：天罗地网、形影不离
历年来，中共用于「维稳」的经费始终高居财政支出的第一位，显示中共对内敌的防范胜于外患，对维稳的重视高于人民的温饱。据统计，这项被中共以中性名词称之的「公共安全支出」(Public safety spending)，在2020年达到2100亿美元，10年内增加了一倍多，比国防支出高出7%之多。另依据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经济学家2022年5月发布的估算，以每48小时接受一次核酸检测的频率计算，估计每年耗资可高达2.5兆元人民币，显示美名为「举国之力」实则「挥霍财政」也要坚持维稳和防疫，是中共专政治理的最高原则。
*(photo:UpMedia)清零已经证明不是针对病毒，而是监控韭菜百姓，电子码也不是为了健康，而是监控人民的身体隐私。（图片摘自网路）
以防疫人员皆非专业的公卫人员担任，而是由当地政法委(公安与警察)负责管理就可证明，这种以天价(维稳)经费所支撑的清零政策，已不是科学的公共卫生行动，而是为了广泛的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目前，中国大陆已经拥有和装置了高达1.76亿颗的监控摄像头，这些镜头佈满在街角、巷口、公路、十字路口、公园、地铁天花板、酒店大堂和公寓楼里，有如天罗地网，形影不离。这亿万只「党的眼睛」，无时无刻记录着人们的生活踪迹与行动意图，探索着人们的意识与灵魂。截至目前，中共当局已经能够成熟而精确地运用手机扫描工具、人脸识别相机、指纹与视网膜辨识系统、机器人搜索DNA生物数据库等等，追踪人们的手机和电脑，纪录人们的购买行为和会面活动，紧盯人们线上聊天的话语，对人们的贴文进行政治判断。
电子健康码：中国特色的社会监控系统
迹象显示，清零政策有可能逐渐进入尾声，但清零可以缓解，监控不能放松；代之而起的是「全民电子健康码」。2022年11月10日，中共《国家卫健委》宣布推行一项「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规划」，其内容包括所谓「2025全民电子健康码」，其操作方式是以居民身分证字号为「二维码」(QR-Code)，也就是建立「一码通用」的电子追踪系统，预计在2025年组健完成所谓「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依官方的宣布，这个台平台将採取：
- 「以统一权威的方式，将中国居民的健康档案、电子病历、人口讯息等个资写入数据库，与公立医疗机构互通，让每个居民都有「功能完备的健康码、和动态管理的电子健康档案」。
以医疗为名的数位暴政
所谓「2025全民电子健康码」，美其名为「推展的医疗数位化政策」，实际上是中共20大以后，由习近平亲自部署的「数位极权主义的新暴政」，也就是从「清零局部封控」进一步走向「全社会极限封控」，一种「国家骇客行为」，一种「深控制、广渗透」的极权暴政。实际上，所谓「电子健康码」就是「电子镣铐」，也就是以健康管理为由，实施全民的人身监控与隐私探密。至于所谓「电子健康码」和「防疫健康码」有什么不同？虽然中共官方特意强调，「不能将2025电子健康码和现在的防疫健康码划上等号」，但实际上，就是等号！因为两个系统随时可以连结，只要「按一个键」就可以实现连线和串通。
*(photo:UpMedia)所谓「电子健康码」就是「电子镣铐」，也就是以健康管理为由，实施全民的人身监控与隐私探密。（美联社）
「生命政治」的中国实验场
法国哲学家福科(Michel Foucault)在《法兰西讲座》中提出一个「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的观点，就是国家以人口优化、医疗管理、疾病防治、病患隔离、生育计画…..等等为理由，对个人生命，包括遗传基因、种族类别、体能优劣等等生命特征，乃至宗教信仰、性格取向、文化偏好等等社会特征，进行一种微观的、入侵的、无遮蔽的介入与操纵，借此达到国家权力对「生命个体」滴水不露的渗透与控制，实现国家权力对人身的精准控制。福科的观点揭示了权力如何管理人口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命题，亦即「生命」如何成为权力规训(discipline)与「惩治」(punishment)的集中领域，个体如何成为政治施控(manipulation)与思想教化(cultivation)的对象。
这种生命管理包括对城市大型人口的宏观配置(人口的解剖政治)以及对个人身体的微观控制(身体的解剖政治)；在福科的脉络中，「生命政治技术」尚且具有正向的功能，是一种国家运用训练、教化、管理等等方式，培养健康、有用、具有生产力的「公民人口」。但是在中共的社会控制体制下，「生命管理」不是一个增进生命素质与优化人权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城市)空间与(居民)身体如何纳入党国防疫策略与医学干预的技术操作问题。未来这种「全民电子健康码」就是一种「生命政治学」的运用，一种对个体的「生物性操纵」。在此意义上，个体生命只是一种「身体解剖学的存在物」，一个「医疗政治」的冰冷客体，没有人性与人道存在的余地。
一如义大利哲学家艾斯波西多(Roterto Esposito)在《生物：生命政治与哲学》中指出的，「生命管理」是把个体生命置入例外状态、法律孤岛、人道免除的状态；这是一种主权政治对个体生命进行「政治玩弄」的肮脏游戏，借由保护生命而摧毁生命。实际上，记录在「电子健康码」上的每个公民，看似以健康之名进行数据建档，但是在「编号」与「姓名」之间，在冰冷的数据与鲜活的生命之间，具有一种「生命政治」与「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居民以系统形式成为电子奴隶；一方面党国以「法外主权」进行无缝统治，也就是党国在管理「有生生命」之时将所有公民带向「死亡生命」。
一个「中国牲人」的荒漠国度
义大利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他的《主权权力与裸命》一书中，提出了所谓《牲人》(Homo Sacer)的概念。「牲人」是指一个被诅咒的牺牲者，一种被挖空一切、赤裸一身的「裸命」(bare life)，一种被主权权力剥离身体权利并处于例外状态(the state of exception)的贱民，一种因为染疫(或原罪)而被视为纯粹的生物体，一种「去主体化」(de-subjectification)的存在物。
*(photo:UpMedia)「生命管理」是把个体生命置入例外状态、法律孤岛、人道免除的状态。（美联社）
阿甘本的其他着作，例如《奥斯威辛的残余者》(Remnants of Auschwitz)、《没有目的的手段》(Means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等等，完全适用于描写和对应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监控体制」。以长达三个月的「上海清零」为例，在铺天盖地的封城之中，上海完全失去了一个现代文明空间的优势与特性，仅仅变成一个「营」(camp)，一个「全景监视」(panoptic)下的巨型监狱；至于「市民」则被假设为一个个病毒可能栖身、散播、恶化的「病体」，一个类似「牲人」概念下的「不洁之物」。实际上，在疫情爆发之际，法律就已预先对上海居民作了「有毒推定」，把上海市民生活界定为「有毒的先验状态」，失去作为公民而享有人权保护的资格(也就是牲人待遇)，成了党国权力监控下的「中国牲人」。
中国式「楚门的世界」：从动态清零到全景监视
一般而言，个人的身体状况与医疗纪录属于个人的高度隐私，只有医护专业人员在诊疗期间才能参考和运用，但是中共当局却可以公然掌握全民的隐私，管控全民的「生物数据」。于是，「楚门的世界」这部原本属虚构的科幻喜剧片，未来将成为中国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中被「体无完肤」的监视与操纵。
在「电子健康码」施行之后，一个「全景式的监狱」(a prison of panopticon)将在中国出现。「全景监狱」(panopticon)是18世纪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所设计的一种新型监狱建筑，採取360度环形监视的方式，对所有囚犯进行「动态监视」。于是，中国人民下载到手机上的电子健康码，就会像一个「电子发射器」，国家则是「数据收集库」，每个人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无论你做什么事，都在国家的监视之下，并且永远被记录在国家的档案数据库之中。一旦「电子健康码」通行以后，中国就会成为一个法治素质低落却拥有高科技武器的警察国家，成为一个「全景监视社会」，一个有史以来最恐怖、最真实的数位极权国家。
※本文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政治与文化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