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纵横大历史：第七十三讲 西纠与周恩来（一）
-
资料图片：1966年时任中国总理的周恩来与解放军士兵合影。(photo:RFA)一、周恩来的贴身卫士西纠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会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在文革初期北京“恐怖的红八月”期间，有一个全称“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的组织非常地引人注目。尽管这个组织自称是在维护社会秩序、防止混乱，但实际上在它成立之后，北京被打死的人数却呈直线上升。而根据这一组织在当时发布的通令来看，这个组织实际上并不是在进行一般意义上的“维护社会秩序”，而是在用各种方式去维护中共干部们的利益。另一方面，西纠实际上也并没有反对对包括所谓“地富反坏右”在内的“黑五类”以及所谓“资本家”等毛时代的政治贱民进行政治迫害。恰恰相反的是，这一组织在高强度地煽动着迫害、鼓吹着政治迫害。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学校内的师生和社会上的普通市民遭到了红卫兵们残酷的大批杀戮。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与人们印象当中那个试图避免混乱、反对文革暴力的周恩来形象不同，实际上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对北京城内红卫兵针对当时政治贱民们的暴行不但采取的是鼓励的态度，而且还对红卫兵打死这样的人的行为表示赞赏，著名的李文波被杀案就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
从上述这两个事实出发，我们就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追问了：这些红卫兵为什么可以如此地为所欲为？这些红卫兵，尤其是西纠这种组织的种种明目张胆的疯狂及残暴行为，背后是不是有中共高层的支持？如果有的话，这些支持者是谁？周恩来在其中，又到底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呢？今天的这一讲，我们就来试着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966
9
7
首先我要读给大家听的，是一份西纠的参与者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这篇文章所讲述的，是一件发生在年月日的事情。当时，这篇文章中这样说起起事情的原委，表示道：
9
7
“当年月日晚，我和同为北京三中学生的十几名红卫兵“西纠”队员正在总理身边执行保卫任务，从周总理口中得知，当天下午至深夜，中苏边境我方海拉尔边境站发生了来自北京的中学红卫兵意图强占国际列车，强行出境到他国‘反修’‘造反’的事件。当时我听到和看到的一些事情，今天仍记忆犹新。”
这名作者写下这篇回忆文字的本来用意，实际上是想展现文革当中周恩来在种种不易之下的艰难处境。但实际上，这篇文章却透露出了西纠和周恩来相当亲近的关系。这名作者在文章里是这样介绍西纠的背景的：
1966
9
“年月，在毛泽东主席的一再号召和支持下，‘文化大革命’正在继续大规模开展，全国已成大乱之势。首都与其他地方一样，正陷入日益严重的狂热与盲目之中，夺权与派争如火如荼。首都各中学的红卫兵从北京走向全国，出现大量无序、无控的打、砸、烧、抄行为。为此，部分中学红卫兵组织为承担维护首都社会秩序的责任，在几个城区分别成立了‘红卫兵纠察队’，如西城区的‘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即“西纠”）’。为应对当时社会出现的严重混乱和突发问题，国务院或有关部门经常会通知或联系‘西纠’派人配合北京卫戍区或有关部门执行维护社会秩序之类的活动。记忆中，曾多次听到关于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要求“西纠”配合或参与某些会议、活动的秩序维护工作的通知要求。”
我们不用去多管这段文字当中，那些自称西纠“维护首都社会秩序”的空话。这段话的要害，实际上在于它的后半段，因为这些内容透露了至关重要的细节，表示当时中国的国务院或“有关部门”“经常会通知或联系‘西纠’派人配合北京卫戍区或有关部门执行维护社会秩序之类的活动”。更为关键的信息，是这名作者表示，在他的记忆当中，他曾经多次听到时任中国国务院秘书长的周荣鑫要求西纠“配合或参与某些会议、活动的秩序维护工作的通知要求”。而众所周知的是，当时中国国务院的一把手，就是担任总理的周恩来。
这名作者还引用了他一位名叫梁小彬的校友的回忆，这样说道：
9
7
“据校友梁小彬回忆，月日白天，他在学校红卫兵办公室值班时接到电话：周总理要去中国科学院参加两派群众组织的辩论会，要求我校红卫兵组织本校“西纠”队员于当晚到中科院会场配合随行警卫部队执行保卫总理的任务。因通知的地点有误，史延文、邓良城、胡克克等十几个同学先跑到三里河中科院院部，再赶到中关村时，天已全黑。”
从这一段内容可以看出来，当时西纠能够执行的任务，包括和中共的警卫部队共同保护周恩来，显得“背景”很硬。接下来，这名作者又在他的文章里面这样说道：
“中科院大操场灯光通明，已经坐满的两派群众组织间或不断以语录歌和“文革”时兴的革命口号相互示威，张劲夫等院领导均在会场席地而坐，辩论会已经开始。会场简易主席台上，周总理一个人坐在靠后的位置。他面前桌子上有一个麦克风，但他始终没有用过。我们原以为会被安插到总理警卫人员中间执行现场警卫任务，后经周总理同意，警卫部队集中守护在总理左侧的主席台下方，我们这些‘西纠’队员全部集中在总理右侧执行护卫任务。总理对站在自己前面始终情绪激昂的辩论者发言似乎并不关注，在注视着我们入场并很快在他右侧方就位后，就一直在阅看自己面前的文件，偶尔抬头看看会场。”
2018
6
（以上内容，见江海平：《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的一次现场办公》，载于中国刊物《党史博览》年第期）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来的是，周恩来应该是对西纠非常信任的，干脆就让警卫部队呆在他的一边，西纠队员则呆在他的另一边。如果大家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就能感受到西纠之于周恩来，似乎有一种贴身卫队的感觉。
二、周恩来曾直接向西纠下达指令
1966
8
31
曾担任西纠负责人的孔丹在他的回忆文章中，也对西纠和周恩来的密切关系有不少着墨的地方。他表示，在年月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前，西纠就已经受到周恩来的亲自部署去执行任务了。他的文章说道：
“在此之前，总理已经亲自主持和部署西纠在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了。起因是红卫兵大串联把北京火车站的秩序搞得十分混乱。
“那天在国务院的一个会议室，他召集铁道部、国务院办公厅的人，包括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外号武大麻子，还有周荣鑫秘书长参加。他那次把我、陈小鲁、董良翮三个人也叫去一起开会。
“会上周总理一改在我心目中温和的形象，发了很大的火。他把武竞天叫起来一通数落，训斥他失职没做好工作。武竞天是副部长，也是我的父辈，他被叫起来，就坐不下去了，就那样站在那里，很尴尬。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总理后来说：今天，我把西纠的红卫兵请来帮你的忙，来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我们立即组织了几百人，由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去了北京站。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工作量极大。董良翮带着很多西纠队员在那呆了很长时间，扎扎实实地在那儿分兵把口，吃没吃喝没喝的，每天都是席地而眠。
“我记得那次开会出来就碰上‘二李’，一个是李富春，一个是李先念，两位副总理，而且李富春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改组后的中央常委。他们说：你们那个西纠很好，我们支持你们。你们那个通令也很好，就是要保护好老干部，保护好国家机密。”
30
（以上引文，见孔丹：《“西纠”日》）
事实上，孔丹本人和周恩来就有一层可以说相当亲密的关系。他的父亲名叫孔原，担任过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他的母亲名叫许明，担任过周恩来的秘书。可以说，作为西纠负责人的他，不但是一名中共红二代，还是一名母亲有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经历的红二代。而他在文章中所提到的陈小鲁和董良翮，则分别是中共高干陈毅和董必武的孩子。也就是说，周恩来召见孔丹、陈小鲁和董良翮，实际上就是在召见三名中共高官的小孩，其中一人的母亲还有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的身份。而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本人也是亲自发号施令，表示他把西纠的红卫兵叫来，帮助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维持北京火车站的秩序。另一方面，孔丹的文章还说道，这次会议上与会的中共高级干部不仅只有周恩来和武竞天，也包括了中国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而这位周荣鑫，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上一篇文章当中，那个被提到多次要求西纠执行一些任务的人。至于与会的副总理李富春和李先念，事实上也是周恩来身边的人，都是中共的高级老干部。
三、“当时周总理把我们作为可资利用的一个力量是很明确的”
实际上，孔丹也在这篇回忆文章当中进行了更直白的说明。他表示：
“在关心西纠的这些老同志中，要说操心最多的还是周总理。他的命运就是这样，他又要跟着主席走，又想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众运动的混乱情况。所以，他要抓住各种可能性来做这些事。今天来看，当时周总理把我们作为可资利用的一个力量是很明确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孔丹也很清楚，西纠实际上就是周恩来眼中一股“可资利用的力量”，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众运动的混乱情况”。而如我们所提到的，西纠实际上不是制止，而是加剧了恐怖的红八月中红卫兵对北京各学校师生和一般市民的大规模屠杀。因此，可以说，在周恩来的心目中，这种所谓“群众运动的混乱状况”，并不包括红卫兵对许多普通人展开大屠杀。所谓的“混乱”，更多地是指老干部们受到的冲击和威胁，以及中共干部们统治体制的稳固。
事实上，还有更多证据能够显示周恩来与西纠的密切关系。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这一讲就暂时讲到这里。在下一讲当中，我们会继续进行这个话题，并分析一下为什么周恩来会走利用西纠这样一步棋。
感谢大家。这个星期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