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中国化」，与台湾的新三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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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就是满口廉耻、作为无耻的肉食者「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天下。（图左为顾炎武画像，合成图片）(photo:UpMedia)近日，历史教育新三自运动协会召开记者会，唿吁废除蔡政府任内通过的108课纲。记者会中北一女国文老师区桂芝发言批判108课纲「去中国化」的影片引起了不少讨论，尤其是区老师以位列明末三大儒的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收录的〈廉耻〉一文为例，批评删去此文的课纲是「无耻」课纲。此议引发的讨论包含许多方面，包括区老师过去的个人言论倾向、公共参与与课堂风格，是否有「统战意味太浓」的疑虑。对区老师个人的言论与立场，本文不拟讨论。相反地，本文试图透过对争议至今未受关注的线索，提出另一个理解此一事件的框架，并对事件作出另一种不同的诠释。此处所指的线索是历史教育新三自运动协会，框架是统一战线，而笔者对此事件的诠释是：「去中国化」与「台独课纲」的批评都模煳了焦点，重点在于统一战线的运用，可以确保台湾社会未来能有被纳入「更中国化」进程的可能性。做为结语，本文将想像穿越时空到当今台湾的顾炎武，会如何看这场争议。
有新三自运动，就一定有（旧）三自运动
本次争议的导火索是历史教育新三自运动协会召开的记者会，此协会于2019年春获内政部核可立案，其前身是2018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节时，由部分学者发起的「新三自运动」，运动成立时，有前总统马英九与中研院院士许倬云的现场或录音致词与支持。根据报导，该运动的诉求是历史「自救、自写、自教」（另一说是历史教材「自写、自编、自传」）。根据共同发起人、嘉义大学历史系吴昆财教授的运动檄文：〈历史教育的雄心：新三自运动〉，此运动乃「基于历史、文化与国族的认同」，「抱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初心」，对于「当朝政府对于中国史教育步步进逼与摧残」，「忍无可忍，退无可退，才毅然决定挺身而出，捍卫一部温柔敦厚的中国史。」本文将在第三节讨论这些主张与其正当化，在此笔者要先请读者注意的是：不论是在这篇檄文当中，还是在此次新三自运动协会发的争议中，该协会都没有说明为什么是「新」三自运动？如果先前没有别的「三自运动」，这次运动及其协会为什么不直接命名为「三自运动」？相反地，如果先前有别的「三自运动」，那「新三自运动」与先前的「（旧）三自运动」有什么关系，以至于可以自称为「新」？
这个问题被忽视，说明了历史教育新三自运动本身的历史教育视角不够全面。历史上确实有过另一个三自运动，全名是「三自爱国运动」，由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发起，针对在中国的新教教会，主张与要求中国新教教会要「自治、自养、自传」，目的在于改造中国的新教教会，切断中国新教与欧美宣教机构与新教教派的连结，以收纳入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党国体制之下。然而，「三自」的原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所创，而是十九世纪时便已由部分欧美宣教士所提出并试验的主张。在中华民国时期，重要的中国基督徒如王明道、倪柝声等，亦都已实行「三自」原则。因此，一九四九年起的「三自运动」目标显然就不只是为了「三自」原则，而在于纳中国教会入党国体制——这也说明了为何早已自行实行「三自」的王明道在控诉运动（1952）与镇反运动（1955）中一再遭受迫害，入狱共计22年，其妻子刘景文亦服刑至少15年，以及倪柝声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1952）被秘密拘禁，在肃反运动中（1956）被公开控诉为「反革命集团」。事实上，中国新教徒在民国时期自创的团体，包括耶稣家庭、真耶稣教会等，都成为主要打击对象，而「三自运动」正为这些打击提供了必要的行政与政治条件。
*(photo:UpMedia)历史教育新三自运动本身的历史教育视角不够全面。（图片取自公视新闻）
正如同2019年在中华民国台湾发起的「新三自运动」有檄文一样，1949年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酝酿发动的「三自运动」也有檄文，即〈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简称〈三自宣言〉。该宣言发表于周恩来于1950年5月初在「基督教问题座谈会」的讲话之后，并採纳了周恩来于会中对「基督教问题」的界定，即「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5月6日），并主张要「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警惕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为此，在中共的组织安排下，中国教会发起了「控诉运动」，其间有多次万人控诉大会，整肃了许多当时的中国基督教组织领导人。中国新教自此纳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与中国基督教协会（合称「中国基督教两会」），不从者则成为如今的地下教会。
这段历史如何属于「一部温柔敦厚的中国史」，有待历史教育新三自运动协会未来的努力。在此必须指出的是：透过三自运动对中国基督教完成吸纳的中国基督教两会，受国家宗教事务局管辖，而国家宗教事务局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对外加挂的牌子，并受统战部管辖。这完全符合〈三自宣言〉中并未引用的周恩来在「基督教问题座谈会」上的另一段讲话，即「我们的统一战线要扩大，其界限要看[教会]是否与帝国主义…割断了联系。」换言之，（旧）三自运动本来就属于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部份。因此问题就是：统一战线是什么？在这次争议中对于统一战线的理解是否合宜？
统一战线辩正
从（旧）三自运动的例子就可以看出：统一战线不是单纯的诱惑、收买、交朋友。根据《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界定，统一战线的定义包含了以下要素：共产党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含四种人的联盟，即「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第二条）。在这个复杂的定义之下，有个复杂的定位，即统一战线是政治优势、战略方针、以及法宝，综合三者，统一战线在法律上的目的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增强/扩大党的阶级/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建设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二条）。在这冗长的定义与定位之中，一以贯之的是：党，党的领导，党的胜利、党的基础、党的地位，并将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连结起来。因此，统一战线联盟的四种人，在统一战线的运作中，都是为了党的领导、胜利、基础、地位服务的。问题在于：要如何让不属于党的人愿意为党的这些目标服务呢？要如何服务呢？
（旧）三自运动的例子为此提供了说明：统一战线的重点是战线，前提是敌人，统一战线是为了打击乃至消灭敌人，而对敌人的打击与消灭，要由被统一战线联盟的对象来实现。用「爱国基督徒」打击「帝国主义基督徒」，并且由「爱国基督徒」打击「帝国主义基督徒」。要实现这点，就要区分出两者，而区分的权威掌握在党的手里，因此党可以确保自己的区分永远是将大多数人划成自己人，将要打击的敌人的范围尽量缩小。如此一来，就可以确保党可以指挥多数去打极少数，赢得胜利。因此，党的领导、党的基础、党的胜利就是不可分割的。在「温柔敦厚的中国史」上，这种操作的重要例子就是二战期间中共发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战还没打完，周恩来在1943年就将蒋介石定位为法西斯主义者与官僚资本专政，同时主张「希望这些国民党员能自动地起来取消法西斯主义」。这完全符合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包括强调分辨敌我、争取多数、打击少数，以求胜利，为此就必须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2023年11月23日蓝白合破局记者会中柯文哲引用这句话，也从侧面证实了：团结是为了打击。
如此理解统一战线，此次争议中便出现了新的问题：如果「新三自运动协会」新在于承认（旧）三自运动的存在，或是受（旧）三自运动的启发，甚至追随（旧）三自运动的某种方向，又如果（旧）三自运动的核心在于中共统一战线在中国基督教群体当中的实践，目的在于党（在中国基督徒中的）领导、胜利、基础与地位，最后，如果统一战线的前提是敌人，目的是打击敌人，那要说「新三自运动协会」此次争议有统战色彩，就必须回答：谁是「新三自运动协会」的敌人？打击这个敌人要夺取的是什么的胜利？
这就牵涉到争议的核心议题：所谓的课纲「去中国化」。
问题是「去中国化」？台湾够「中国化」吗？
「新三自运动协会」对课纲的批评主要在于「去中国化」，把课纲中删除特定文言文视为是「去中国化」的作法，并将「去中国化」定性为在国文教育中删除了这些古文所可能可以带给学生的教化，例如将删除顾炎武的〈廉耻〉等同于课纲「无耻」，让学生「不再能理解『耻，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这一串联结建立在对「廉耻」的理解只能来自〈廉耻〉，而〈廉耻〉属于被去掉的「中国」，而根据「新三自运动」的檄文，这样的「去中国化」来自于「台独史观的政府」「强行割裂台湾人民赖以生存，丰富而伟大的历史渊源与传承」。准此，如果「新三自运动协会」的批评有某种统一战线色彩，属于被联盟的对象打击敌人的行动，那这个敌人第一个可能就是「台独史观」的政府。而因为这个政府是台湾社会于2016与2020年经民主选举选出来的政府，那这个敌人的第二个可能就是在这两次选举中投票选出这两任政府的那部分中华民国公民。但既然这部分中华民国公民是两次选举中的多数，那就与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产生冲突。统一战线要争取多数打击少数，而「新三自运动协会」打击多数显然不符合。因此我们得重新思考：到底「新三自运动协会」要争取的多数是谁？要打击的少数是谁？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回到「新三自运动协会」对（旧）三自运动的沈默。在这个沈默中，一併被掩盖掉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基督新教群体的整肃，而掩盖掉这类历史，也就掩盖掉四九年后的中国，包括其政治体制、历史、与成千上万人在其中的生命经验。把这些掩盖掉后，就有了「一部温柔敦厚的中国史」，而「新三自运动协会」批评的「去中国化」，指的是对这部「温柔敦厚的中国史」及其代表的一切的去除。问题是，要产生「温柔敦厚的中国史」，就得掩盖掉中共的历史，例如（旧）三自运动的历史。换言之，「新三自运动协会」要抵制108课纲所谓的「去中国化」，就得进行另一种「去中国化」。「新三自运动协会」的「去中国化」所去掉的「中国」，正是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在去年8月3日在法国媒体上说的，在中国统一台湾后要「再教育」台湾人民的「中国」。在当前的台湾推动「温柔敦厚的中国史」，可能的效果之一是导致「温柔敦厚的中国」与「卢沙野的中国」的混淆。
*(photo:UpMedia)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在去年在法国媒体上说的，在中国统一台湾后要「再教育」台湾人民的「中国」。中国最后召回战狼卢沙野。（截自法国LCI新闻台影片）
换言之，如果能争取到台湾更多人认同「温柔敦厚的中国」，那台湾社会就可能无视于自己不够「卢沙野的中国」，更意识不到在中国的视角下，「温柔敦厚的中国」必须变成「卢沙野的中国」。简言之，问题不是台湾「去中国化」，而是台湾根本就「不够中国」，因为没有经历过中共统治。这点在柯文哲与韩国瑜一再引用毛泽东，却依然得到台湾许多并不想立刻统一的公民所追捧，可见一般。因此，打击「去中国化」的108课纲所，要争取的多数，可以是搞不清楚自己统一后必需「更中国化」的、广大台湾中华民国公民。
如果顾炎武穿越到台湾
笔者并不意图主张「新三自运动协会」就是被统战的中共联盟，也不主张该运动进行的就是统战工作。笔者试图指出的是：在当前国内外情势底下，「新三自运动协会」的作为可以如何被统一战线工作所利用。因此，公正地说，「新三自运动协会」想主张的某些价值，例如廉耻，笔者并不反对。为此，笔者最后想从肯定廉耻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个事件。而这个角度最好的代表，根据「新三自运动协会」，当然是顾炎武。
顾炎武原本不叫炎武，原名为绛。改名炎武，是因为大明亡于大清，顾绛援引宋末文天祥高徒王炎午终生不事奉蒙古人的事蹟，改名炎武，以表反清之志。不事新朝，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文人最基本的节操。顾炎武的节操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在康熙十年、十七年、十八年，三次拒绝康熙帝邀请，拒绝任官。与顾炎武同列明末三大儒的黄宗羲，据说东渡日本求兵抗清，并两次拒绝康熙帝招揽。第三位明末大儒王夫之，在清兵南下时力主武装抗清，先后拒绝了张献忠、吴三桂的邀请，以及康熙治下地方官的财物资助。这些明末遗民文人确实表现出强烈的「有耻」。顾炎武的〈廉耻〉出自其《日知录》，而《日知录》中最着名的，则是顾炎武对「天下」两字的说明：「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句话被后来发明「中华民族」概念的梁启超简化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拒不事清，自属匹夫，而且是个有耻的匹夫。
如果顾炎武穿越到了台湾，和我们一起度过了过去十年，他会看到什么呢？他会看到2015年的马习会，他大概会理解成明帝与清帝会面握手，并且互不称帝；他会看到中华民国退将奔赴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他大概会理解成明军将领前往南下的清军营帐，把酒言欢；他会看到香港人在2019年在街上被开枪、在地铁被围殴、在大学里被火光包围，他大概会觉得：终于看见一个体现了「匹夫有责」的城市，就在当年永历帝流亡所在的缅甸两千公里开外；他会看到位列明太祖朱元璋所定的十五个「不征之国」当中的台湾，匹夫像他一样、彷彿是中国文人般地抵抗新朝，却被「新三自运动协会」指责为「去中国化」。如果顾炎武有了这段穿越的经历，看到后人如何奉他的名号颠倒是非，或许对于天下兴亡，会有另一番体会，例如，天下就是满口廉耻、作为无耻的肉食者「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天下。
※作者生于港都，长于台北，在日不落帝国习国关，专研天下帝国，究东西之际，仍不通古今之变，而今生已所余无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