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拟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但能否改变现状仍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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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子的支持者在北京。作为中国“我也是”运动的重要人物，弦子对这份草案是否能改变现状表示怀疑。“这可能是一条艰难和漫长的路，”她说。(photo:NYTimes)数十年以来，中国政府将首次全面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性骚扰的定义、消除职场性别歧视、禁止各种形式的精神虐待。在官方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上，这一消息的宣布被视为中国女性的重大胜利。
对此，许多中国女性的反应是：嗯……果真如此吗？
面对国内日益壮大的女权运动，这些修订草案是中国政府最新发出的一系列相互矛盾的信号之一。表面上，对于长期致力于推动性别平等成为中国主流观念的活动人士而言，中国立法机构上个月首次审议的这些修订似乎是一场胜利。妇女权益保障法自近30年前颁布以来，仅在2005年修改过一次。
特别是在人口危机迫在眉睫、国家敦促女性多生孩子的情况下，政府近来还强调了对女性就业权利的关注。中国最高法院的官方报纸明确将新的三孩政策与修订案联系起来，禁止用人单位询问女性的婚姻状况或生育计划。
在对一位中国最高层领导人提出性侵指控后，中国网球名将彭帅在11月在公众视野中消失达数周。(photo:NYTimes)与此同时，当局一直对草根组织保持警惕，他们拘捕了敢于发声的女权活动人士，并试图管控在国内兴起的“我也是”运动。原本已属罕见的性骚扰诉讼不断被驳回。提出指控的女性要么被解雇，要么被罚款。网球名将彭帅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声称一位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强迫她与其发生性关系，她迅速遭到审查，许多人担心她已被监视。
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越来越多的女性被赶出职场，进入传统的性别分工之中。一些人担忧，鼓励生育的运动可能会转为强制。
中共小报《环球时报》最近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国女权主义主张的文章就明显自相矛盾。文章虽然称赞修订草案是“里程碑式举措”，但同时也谴责了“极端‘女权’”，并嘲讽“所谓的‘我也是’运动”不过是西方打击中国的另一种武器。
女权活动人士警告称，不要赋予这些修订案太多意义。
位于北京的倡导组织为平的创始人冯媛对修订表示欢迎，因为它可能向各机构施加“道德责任和压力”。但她指出，该草案没有明确规定其概述的违法行为有什么样的处罚方式。相反，它使用了诸如“责令改正”或是“可给予批评教育”这样的措辞。
“这个法说实在的话，更多是个姿态，而不是说具体操作，”冯媛说。
这种姿态至少涉及了广泛的问题。修订后的法案将提供迄今最全面的性骚扰法律定义，包括未经允许发送具有明显性意味的图像，或是施压某人发展亲密关系以换取利益。它也要求学校和用人单位开展反骚扰培训，并开设投诉渠道。
12月，电商巨头阿里巴巴解雇了一名指控上司强奸的女性。这起诉讼凸显了中国女性在遭遇性骚扰或性侵犯时所面临的阻碍。(photo:NYTimes)女性在离婚时提出家务劳动补偿的权利也被写入法案——就在去年，中国离婚法院才首次作出裁决，判给一名女性5万元的婚内劳动补偿。
其中有些条例比其他国家更为严格。特别是草案中禁止对妇女使用“迷信”或其他“精神控制”手段的规定。虽然草案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但官媒报道称，这些禁令将涵盖“PUA”行为。从美国传到中国的PUA通常指的是使用包括“煤气灯操纵”在内的心理操纵手段，通过贬低女性来引诱她们发生性行为。在中国，这已经变成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成千上万的公司和网站承诺传授这些技巧，这也遭到了政府和社交媒体用户的广泛谴责。
在其他国家，关于情感胁迫的禁令制定情况不一。英国在2015年颁布了禁令，而美国尚没有针对性的联邦法律。
不过，这项中国法案中真正的新内容还是有限的。许多条例已经存在于其他法律或法规中，但在执行上相当不力。中国的劳动法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家务劳动补偿办法也被纳入了去年生效的新版民法典。
耶鲁大学法学院研究中国的研究员龙大瑞(Darius Longarino)表示，虽然法律肯定了女性的起诉权，但其重点主要是授权政府官员对违法者采取自上而下的行动。
他说：“优先的应该是自下而上的执法，令受到骚扰的个人有权使用法律来保护她们的权利。”
性骚扰的受害者很少诉诸法庭。龙大瑞和其他人的分析发现，2018年至2020年间，中国93%的性骚扰案件不是由据称的受害者提起的，而是由据称的骚扰者提起的，他们声称遭受诽谤或不正当解雇。公开提出性骚扰指控的女性曾被迫赔偿她们所指控的人。
未走法律途径的控诉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去年12月，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解雇了一名指控上级强奸她的女性。阿里声称她“散布虚假信息”，虽然该公司之前已解雇了她指控的那个人。
9月，弦子在北京一家法院外与记者和支持者们交流。(photo:NYTimes)即使女性起诉了骚扰者，她们也面临着巨大的阻碍。诉诸法庭的“我也是”案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中国国家电视台的前实习生弦子提起的，她声称明星主播朱军强行亲吻她且对她动手动脚。但此案面临多年拖延。去年9月，法院以她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为由驳回了这一指控，但弦子表示，法官拒绝了她提出更多证据的努力。
在接受采访时，弦子对修订后的法律能产生多少改变表示怀疑。
“司法环境的变化不只是一两个法条的修改可以决定的，”她说。“需要每一个法院、每一个法官去真正了解性骚扰受害者的困境，这可能是一条艰难和漫长的路。”
指控精神控制可能更难以举证，尤其是在中国，公开讨论心理健康问题仍会带来污名。来自武汉的女权活动人士郭静（音）指出，中国法院很少允许心理学家作为专家证人，并且法官可能会对抑郁症或其他心理健康状况的说法持怀疑态度。
而且，重男轻女的态度仍然根深蒂固。修订草案公布后，几位在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拥有大量追随者的男性博主谴责这些禁止在网上贬低或骚扰女性的规定，称它们会给“激进”女权主义者太多的权力来压制她们的批评者。
尽管如此，一些女性仍对提议的修订可能产生的影响持乐观态度。
来自武汉的女权活动家郭静（音）指出，法官可能会对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的说法持怀疑态度。(photo:NYTimes)广东省南部的一位女性说，自己多年来一直遭受前夫的身心虐待。她说，即使她去年成功离婚，但他继续跟踪和威胁她。她获取了限制令，其中引用了聊天记录和录音，《纽约时报》已阅览该限制令。出于安全考虑，这位女性要求只公开她姓韩。
但韩女士说，即使有限制令，当她打电话给警察时，他们常常告诉她，仅有口头威胁不足以让他们采取行动，因为他没有对她进行人身伤害。她还说，如果法律得到修订，警方将被迫承认她有权寻求他们的帮助。
“如果法律改变的话，我会更坚持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