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美压力下进行的明治维新 日本人挣扎着走向国家统一和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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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天皇。（Public Domain）(photo:UpMedia)加诸于维新的「国际压力」
在明治维新的历史背景当中，有英法两国的强大压力存在，这点已经从包括尾佐竹勐博士与石井孝教授等等的诸家研究中所釐清。不仅是学者，连剧作家真山青果在《江户城总攻》三部曲、作家子母泽宽在《胜海舟》第七卷当中，都正确地描写出，英国公使巴夏礼（Harry S. Parkes）与法国公使罗煦（Léon Roches）的活跃，大幅制约了西乡隆盛与胜海舟的行动。
萨道义的《回忆录》也是一样，如果怀抱着那种意识阅读的话，也算是以支配日本为目标的英国的胜利纪录。如果读了石井教授的《明治维新的幕后》，就可以充分了解到巴夏礼支持、操纵萨摩藩与长州藩的力量，打败了幕府方的演出者罗煦，加速了幕府的崩溃与维新政府的成立。
「如果观察背后的脉络，被当作维新史佳话传诵的胜海舟与西乡隆盛两雄的会面，也是在巴夏礼反对攻击江户的这份国际压力之中进行的。」（石井孝教授）
我相信胜海舟与西乡隆盛的会谈，一定会是装饰日本历史壁画当中的一段佳话。不过，关于那次会谈，只有「在国际压力之中进行的」这一点，是绝对错不了的。
*(photo:UpMedia)日本江户时代末期（幕末）的萨摩藩武士、军人、政治家西乡隆盛，与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明治初年曾任要职，推行多项重大改革。图为东京上野公园内的西乡隆盛像。（CC BY 2.0 shankar s.）
来自「欧美列强」的压力的确很强，如果将之屏除在考虑之外，就会无法理解明治维新这个「复杂的变革」。并且对于接续在维新之后的征韩论、台湾征讨、西南战争、条约改正运动、从自由民权运动往大亚细亚主义急转、日清战争与三国干涉、日英同盟与日俄战争、韩国併合、满洲国建国、日支事变与太平洋战争──意即我所谓的「东亚百年战争」的全部过程，都会无法理解，这些全部都是在强烈的「国际压力」当中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列强」对日本施加的压迫并没有因为明治维新而消解，尽管日本人拼命地反击，这份压迫却逐年地增大、然后组织化，并且在太平洋战争的前夕到达颠峰。
马克思学派史学的无效性
为了写接下来的论述，我竭尽所能地试着读了以《服部之总着作集》为首的左翼史学家的明治维新史。因为其数量之庞大，我无法说全部都过目了，可是，到现在这一刻为止，我感觉越读左翼学者的着作，明治维新的身影就越离我远去。到底是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维新史」还是在争论中的问题，有关其「本质」、「期间」，都还没有产生出一致的定论，完全是处在各说各话的阶段。不过，原因似乎也不只有如此。
在战前就已经有了「讲座派」与「劳农派」的争论。虽然争论的焦点在于「明治维新是否为布尔乔亚革命」，但因为这两派人士都自诩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使用的方法与术语也都相同，在第三者的眼中，看起来就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分店在互争正宗的地位。
依照马克思学派的学说，革命是指「由一个阶级往其他阶级去的政治权力移动」，可是这个公式无法适用在明治维新上。越深入调查越会觉得，明治维新是一场「奇妙的政权更替」。尽管德川幕府已经显露出崩溃的前兆，但并非因为内部存在着「近代布尔乔亚」革命的势力在增长。即便是屡次发生的百姓一揆，也算不上是动摇封建制度基础的农民战争。就算许多史学家夸大武士阶级的腐败无能，也无法认为领主与家臣集团整体丧失了支配与领导能力。事实正好相反，对自弘化年间以来的「外患」反应得最为敏感的，是被称作「贤公」的领主们及其家臣集团。在上层阶级的农民与商人之中，虽然也辈出了「攘夷家」、「热心人士」、「有志之士」，可是这些人大多希望成为武士，未必是站在封建制度的对立面。而把武士分为上级与下级，将维新视为下级武士阶级「革命」的看法，也已判明是胡说。
在此，产生出了名为「生产（manufacture）论争」，即为手工业式的论争，以及主张明治维新是「复辟（Restoration）」而不是「革命（Revolution）」的学说。如果「讲座派」说，因为明治维新只是将政权从武士移转到武士，从幕府移转到藩阀政府，所以不是像法国大革命般的布尔乔亚革命。「劳农派」就会回答，「不，明治维新尽管异常，还是布尔乔亚革命。资本主义的婴儿在德川幕府封建制度的内部已经出生，然后在藩阀政府下成长至成熟或未成熟的资本主义」。
总之就是分店之间的争执，就只是以学者为名的孙悟空，在称为马克思的如来佛掌中到处跑。他们全都从马克思的着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出发，又回到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们觉得自己驰骋于维新史与世界史当中，却连一步都没踏出马克思所写的小册子。
*(photo:UpMedia)社会学大师马克思雕塑。（Pixabay）
「民族主义式观点」的登场
难道明治维新就单纯只是明治维新，不好吗？就算明治维新不像法国大革命或俄国革命，也没有道理觉得对不起马克思跟列宁吧。即使从「明治维新跟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相似」这个不证自明的前提出发，来进行研究，也绝对不可能变成在否定「历史的法则性」不是吗？
至于「外国的压力」开始被左翼学者公然提出，并当作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之一，是在战后的现象。尽管战前的左翼历史学家并非完全忽视掉「外国的压力」，但他们的着力点是，专注于从「封建制度瓦解」以及「人民的斗争」中寻求维新的原动力，避免强调「针对外国压力的民族斗争」的面向。因为假使深究这个问题的话，会正面撞上「日本的民族主义」。对战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一切「有民族性质的事物」都是光碰到就会弄脏手的秽物，加以无视或者闪躲避过是常识。因为我也是当年的「马克思主义学生」，所以很了解这股氛围。左翼就只是一心一意的「国际主义者」，极度嫌弃「有日本气息的事物」。就算说他们亲自拒绝当「爱国者」，把针对「有日本气息的事物」的研究，都交给右翼学者而转身离去也不为过。
（延伸阅读：从沙皇、史达林到普京 为什么俄罗斯几乎不可能摆脱独裁？）
这股氛围看似因为战败而彻底翻转，美军占领日本、「民族共产主义者」毛泽东政权诞生，再加上之后的美苏公开对立，全面改变了这股氛围。当日本共产党突然开始自称为「爱国者」时，目瞪口呆的应该不是只有看家本领被人抄走的右派学者吧。战前马克思学派的学者诸家，肯定也很困惑要把他们的「国际主义」收到哪里。
「不过，在用欧洲的君主专制或是布尔乔亚革命作为标准衡量明治维新之前，再把日本当作亚洲中的日本重新审视，也可以说是一种重要的观点吧。这个论点，在战后的研究中，会产生『以对抗外国压迫，达成身为民族的统一与独立』的面向来理解明治维新这样的研究方法，可说是理所当然。」
这段文字，是共笔作者中有许多战后派左翼学者的《日本历史》第十卷（读卖新闻社版）的其中一节。
「达成明治维新的力量不用说当然是在日本国内备妥的，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在欧洲、美国的布尔乔亚革命早已结束之时，身处在这种终须展开国家统一以及创立资本主义的国际环境下的日本，所受到的影响。」（《日本历史》）
根据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权威学者，已故的服部之总教授的说法，「历史学是针对过去的政治」。如果从这个骇人的反历史观点来看，历史可以因为政治需要而被无数次地修改。像「俄罗斯共产党史」已经被改写好几次，明治维新史看起来也开始被对政治很忠诚的左翼学者们热心地改写了。
在战前被抛弃不顾，连碰触都是左翼学者禁忌的「民族主义」，开始受到镁光灯的关注。在政治方面，出现了诸如「反安保斗争」、「反核武运动」等「新攘夷主义」。即使这是只针对美国这个「帝国主义夷狄」的单方面式的攘夷运动，但在中苏决裂、对立的现在，可能不久后就会出现针对「苏联帝国主义」的攘夷运动。我想世界上应该没有其他左翼人士像日本左翼那么地忠于外国的吧。
※本文摘取自《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来自败战者的申辩与吶喊》，八旗出版。
*(photo:UpMedia)作者简介
林房雄（Fusao Hayashi）
本名后藤寿夫，日本小说家、文学批评家。早年以参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着称，后来成为强烈的极端民族主义者。
林房雄曾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但在1925年离开学校，以无产阶级文学作家的身分登入文坛，把精力投入到左派政治和艺术中，其后多次因参与左派运动被检举入狱。1932年出狱后发表《青年》，宣称思想「转向」，1935年创作《浪漫主义者的笔记》，宣布不再支持马克思主义，并于1936年开始中断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一切联系，发出「无产阶级文学作家歇业」宣言。林房雄在战后以「白井明」为笔名从事写作，相较于当时盛行的左翼论述，其言论无疑给日本带来了新的活力。
林房雄对于左翼的批判性论点，同时也得到了日本文豪三岛由纪夫的共鸣。两人于1947年在《新晚报》编辑部相遇，之后持续交流；三岛于1963年撰写了《林房雄论》，评论其言论与作品，并于1966年将两人之间的对谈集结出版为《对话•日本人论》。三岛由纪夫于1970年切腹后，林房雄担任三岛由纪夫追悼会的邀集发起人代表，并在弔唁中写道：「不等盛开的樱花，自己散落。」
林房雄毕生着作甚丰，1963至1965年在《中央公论》杂志刊行连载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在日本引起极大争论，即使在出版几十年后，争议也依然存在。其他着作包括：《青年•文明开化》（夏目书房，2003）、《天皇的起源》（夏目书房，2002）、《青年：伊藤博文与井上馨的青春世代》（德间书房，1986）、《现代史的证言》（日本及日本人社，1981）、《悲伤的琴声：给三岛由纪夫的镇魂歌》（文艺春秋，1972）、《林房雄评论集》（浪曼，1972-1974）等。
译者简介
许哲睿
政治大学日本语文学系毕业，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硕士。研究兴趣是从日本外交、安全保障的观点讨论战略。以日本航空自卫队为题目撰写硕士论文，有数篇日本国防相关的文章、报导散见于军事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