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老顽童踢馆 中国艺术圈最敢说真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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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Feminine)上世纪80年代，50岁的她发现台北故宫的馆藏出了问题，“问题不是大师的名下有没有假画，而是大师的名下有没有一张是真的。”她指出迄今发现的200多幅元画家吴镇作品中，只有3幅半是真迹。从此，她被台北故宫封杀，再不能提画，也鲜少参与学术会议。
“学术界里，大家从不跟我讨论真假问题。” 这是因为徐小虎打破了大家一贯的做法，她不再通过画上大师的钤印和藏家的题字，以及收藏章、裱褙样式，或者后人的见闻录来辨别真伪，而注重作品本身，通过不同时代画家画图的结构变化和用笔的差异来进行作品的断代、鉴定，这是前所未有的。
这位不怕得罪任何艺术界巨头的‘小朋友’，1934年出生在南京。她的祖父是北洋军阀皖系将领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大将，曾于1919年收复外蒙古。她的父亲徐道隣是民国宪法的先驱，在德国留学的时候，认识了她的母亲芭芭拉。
*(photo:Feminine)父母结婚。
3岁时，为了躲避战火她跟着母亲到了柏林、随后又到意大利，8岁时全家人再度回到重庆，住在歌乐山上的一个小泥巴屋里，没有电灯没有瓦斯。但她想：这是我的祖国，是我在意大利日日思念的地方。
她的祖父、父亲都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姑姑也是著名的昆曲家。“他们3岁就开始背书了，唐诗、宋词，我却是到了中学的时候才读的《孟子》，所以这不能比。”
徐小虎后来又跟着母亲、弟弟妹妹从上海去了美国。尽管许多时候生活在其他地方，但中国文化始终是她一生所爱。
*(photo:Feminine)小时候的徐小虎与父母。
徐小虎的性格活泼好动，热受创作，在读书时期，都是以‘玩’为乐，画画、舞蹈、音乐、写作，不是为了要拿成绩单，只是舍不得放弃那些太棒的充满创意的学习。
然而，那么爱玩的徐小虎，50年代的时候，在班宁顿学院学习，期间嫁给了老师，还生了孩子，但无阻她一边当妈妈一边玩。
徐小虎常说自己是‘顽劣’之人。少年时代，她就拒绝循规蹈矩，特别在经过13年班宁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创意培养和活力的熏陶后，她更加不怕在课堂上说出自己的意见，因而与老师冲突不断，最终导致被开除。
“在牛津的那4年，比较多的时间花在了旁听希腊考古课，学习现代希腊语，骑脚踏车奔到船房里头去划船，参加赛船队，几乎天天练船，偶尔和其他学院赛船，好玩得不得了。”
徐小虎在30多岁时开始向在纽约的王季迁学习鉴定画的学问。王季迁曾师从著名画家顾麟士、吴湖帆，一生过眼古代书画上万件，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书画鉴定家和创作者之一。
*(photo:Feminine)徐小虎与王季迁维持了8年的艺术对话。
徐小虎与他学习了8年，她刨根究底地问出了中国笔墨中的奥秘，也为她日后颠覆传统鉴定法提供了理论基础。
之后她到了加拿大，在一个维多利亚的小美术馆的东方部工作了5年。
因为当时台北故宫可以提画，“我想我要问的问题应该可以得到回答，就辞职去了台湾。”小虎对家人说，这次是去做妈妈一辈子没有做到的事情：直接无碍地看画作，面对着原作看。
在台北故宫提画是在一个很特别的房间里，戴着口罩、手套。每天可以提15张，那年提画她去了6次。一年后，发现了一个问题：中国书画史问题不是大师的名下有没有假画，而是大师的名下有没有一幅是真的。这个不是叛逆，这个是真实的问题。
她看了许多名画家的著作，都没有看到真迹。
*(photo:Feminine)“现在中国古代书画作品中有这么多假画，源于收藏者太贪心了，他们总觉得古书画比新书画有更高的金钱价值，把书画如同房子看待，其用途是用来做买卖的，不是用来观赏、爱惜的。这样呢，皇帝的钤印等于赞同，专家之言就等于真迹，就能保证能以更高价钱卖出去。以大师名字的古今来论作品的高下，正是这种想法误导了全世界热爱中国绘画的人。”
徐小虎对故宫的画作出如此劲爆的评论，自然就不受欢迎，之后她就被拒于门外，不能再参加会议和提画了。
“大人都爱面子，这个面子其实是假的。只要是说出一句‘我错了，现在改正’，那多好，表示我们在进步。我们常常会发现有的东西被理解错了，然后我们又进了一步，又进了一步，谢天谢地。但这个面子就怕承认自己会犯错，面子坚持自己是从来没错的，好可笑，好可怜……”
徐小虎把研究报告写了出来，由于论调推翻所有以往的说法，自认大概不会有人接受、出版，没料到香港大学竟然会愿意把它出版，所以她非常高兴，惊讶、感激。“书出版以后我就觉得：好了，我的责任达到了，找到的东西全部交出来了，可以死了，没有任何遗憾了。”
没想到过了十几年，这本书在中国非常红。
*(photo:Feminine)徐小虎的生涯的确是有点流浪性的。但所去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文化都非常丰富有趣，“所以不像一个很可怜的乞丐，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幸福。心底一直会想念中国，对中国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精神上的敬爱，这个是擦不掉的。”
小虎是过去时代的代表，生在一个大男子主义的社会里面，所以一直以父亲、丈夫的需求为自己的需求之上，“如果丈夫要写他的博士论文，我就别想去弄自己的，就得等一等。”
1955年，小虎21岁生了第一个孩子，1971年，16年后生了第五个孩子。那个时候刚好有了避孕药，就可以不生孩子了，大家就都自由得多了。
当年去王季迁那儿学习的时候，她把小孩子就留在家里，请丈夫管，自己去纽约。
“婚姻是一个大事情，两个人应该是平等的。我事后才知道，男女俩什么都是可以做的，除了生孩子是吧？两个人都可以扫地，可以赚钱，可以教育孩子，帮孩子穿衣服，送孩子上学，让家变成个小的合作社，男女平等地共存、共生、共产、共享、共助与共护。”
*(photo:Feminine)“现在我会告诉女孩子们：如果有男生跟你说‘我爱你’，OK。如果他说‘我需要你’，你就再观察，假如他说 ‘没有你我不能生存’，你就得跑，跑得越远越好。有这种需求的人，他里头有个大漏洞，这个不行。”
“很多女人有很大的能量与潜能，但在大男子主义下不能做她可以做到的事情，是太糟蹋大家的天分，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态度问题，也是很多女性最要紧的事情。”
80岁以后到尼泊尔修行，她感受到生活又重新开始了。 “我还是像一个12岁比较调皮的学生，在尼泊尔，在这个心灵的世界里头学习，好精彩。”
每天大概5:30起床做课，吃过早餐，8:00开始做‘法’的研究，睡觉之前再学一点尼泊尔文。可是有时候这些知识很难懂，会很累，所以她说自己晚上睡觉马上就会睡着。
*(photo:Feminine)在尼泊尔修行。
*(photo:Feminine)“我一辈子有经过不同的宗教经验，这次是在了解生命的本身是什么，它牵涉到所有的人，所有的动物、植物，整个大地彼此的互动共存，所以我天天在学习，天天在成长。”
疫情期间，我们被逼着坐在家里，徐小虎认为这是一个特好的机会。“我们平常是买都买不着一个小时的自由时间，现在可以停下来，可以珍惜这个宝贵的时间，可以开始学习做一个更好、更健康、更愉快的人，以善，以爱，帮助与照顾整个世界的一切生命万物。”
当你的每一呼每一吸，都是为了大家的开心、方便，想着一切生命万物的安全、愉快，你就会感觉到你的心扩大了，包含着所有的生命，非常大，非常稳定，非常满足，感激得不得了。这也是徐小虎这几年天天学习所获得的最大收获。
*(photo:Feminine)资料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