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二战日军性奴最后一批幸存者呼吁“不要忘记我们”

[CathyHuang]

• 乔·吉尼托（Joel Guinto）和维尔玛·西蒙内特（Virma Simonette）

皮拉尔·加朗（右）与嫂嫂玛丽亚。(photo:BBC)

当皮拉尔·加朗（Pilar Galang）拄着拐杖进入一个满是八旬妇女的房间时，她突然不记得自己为什么穿着她最喜欢的花裙子。这位88岁的老妇看了她的嫂嫂玛丽亚·奎兰唐（Maria Quilantang）一眼，这是一个提示，让她记忆重新回来。这两个女人又一次参加了二战时期的“慰安妇”聚会，而所谓的慰安妇是那些被迫进入二战日军在韩国、菲律宾、台湾、中国和印尼军事妓院的女人。

在马帕尼基（Mapaniqui）这个菲律宾的农村，大约有20多位妇女，是菲律宾的最后一批慰安妇幸存者。

年幼时，她们被从家中带走，在灰尘飞扬的道路上被拖着关进一个红色的房子，反复遭到日军强暴。现在她们已经80或90多岁，仍为了从日本获得公开道歉和赔偿而奋斗。

但这些心愿都在数十年来一直无法实现。

她们向愿意聆听的人讲述自己的创伤，希望自己即使记忆逐渐模糊，也不会被世界遗忘。

当时他们有将近20万人，大多数是韩国人。在韩国，他们的数量现在已经减少到九人。台湾最后一位已知的慰安妇幸存者在今年5月去世。日本拒绝面对其战时过去和支付赔偿金，这一点一直是该国与邻国之间紧张关系的源头。

在1951年与日本签订的和平条约中，菲律宾同意放弃对战时赔偿的索偿权。尽管这些前慰安妇表示不承认这一点，但菲律宾作为日本的主要发展援助来源，一直不愿意向东京施加压力。

许多当地女子被从家中带走，在灰尘飞扬的道路上被拖着关押进入一个红色的房子，反复遭到日军强暴。(photo:BBC)

“我们希望在我们去世之前能获得正义，”要求索偿的慰安妇中的“组长”，也是最直言不讳的玛丽亚告诉BBC，“我们只剩下几个人，而且我们都已经走入暮年。”

​​在一个酷热的下午，这个自称为 “Malaya Lolas”（自由祖母）的团体，以菲律宾的方式聚集在一起，用缓慢的无伴奏诗句来说唱出自己的生命故事。

“我们哭泣，我们乞求一点同情。他们那野蛮的心只渴望满足。在我14岁时，我被狠毒地侵害了......” 这个团体唱道。

玛丽亚则开始说些笑话，让其他祖母们感到轻松些。她告诉她们，在观众面前唱歌，跟平常唱卡拉OK没有什么不同。而且，咀嚼槟榔可以舒缓一切焦虑。

之后，她变得严肃起来。她八岁时在那个位于稻田中间的红房子里被强暴。直到今天，她每次从高速公路对面看到那座房子时伤痛都会涌现。因为，那间残破的房子仍然在那边屹立不倒，现在吸引着对鬼怪故事感到好奇的人士和一些历史学家。

在这些祖母们居住的村子，还有许多二战时期就存在现已残破的房子。村庄位于首都马尼拉以北两小时车程的坎达巴（Candaba）镇，盛产鸭蛋和养殖鲫鱼，现在不再以其过往黑暗的战时历史而闻名。

玛丽亚说这场灾难夺走了她的童年，以及原本可以有的良好教育和幸福的家庭生活。(photo:BBC)

玛丽亚告诉BBC，其他日常平凡的事物也会引发她的过往回忆。当她看到被雨水浸湿的土壤时，她会回忆起被囚禁期间，她唯一的饮水来源是犁耕稻田的水牛踩过，留下的深深脚印中的水。

她说，“我们背负着相当沉重的负担”。

“但我小时候有很多梦想”

玛丽亚说这场灾难夺走了她的童年，以及原本可以有的良好教育和幸福的家庭生活，但她的父亲在战争中去世：我本可以穿漂亮的衣服，成为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相反，我们不断地搬家，一直害怕日本人。”

然而，她自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她嫁给了一个农民并且组建了家庭。许多其他菲律宾慰安妇在社区和自己的家庭中遭受歧视。

克鲁斯女士：94岁的她是这个慰安妇团体中年纪最大的人之一。(photo:BBC)

马克西玛·德·拉·克鲁斯女士（Maxima dela Cruz）也非常希望参加当天下午的聚会，但她无法参加，因为她卧床不起。94岁的她是这个团体中年纪最大的人之一。

她透过家中的窗户看着马帕尼基镇的悠闲日子过去。在年轻时，她是“自由祖母”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

“我参加过这么多抗议活动。我去过日本、香港，甚至欧洲，”她说道。

“律师帮助我们到了这些地方。虽然我的身体现在虚弱，但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仍然清晰，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这个村庄有痛苦的历史。(photo:BBC)

克鲁兹表示，战后，她被迫工作，无法上学，因为她必须在父母的农场帮忙。她16岁结婚时，她清楚地记得家人分享了一整只鸡，而不是举行婚宴。

“如果日本能给我们一点生活费就好了，”她说道。

对于“自由祖母”来说，回忆过去总是一种心灵上的寄托，他们的律师弗吉尼亚·苏亚雷斯（Virginia Suarez）告诉记者。

“对她们来说，以歌曲的形式讲述自己的故事是非常解脱的。当你经历了她们经历的事情，你无法保持沉默。因为那会是额外的折磨，” 苏亚雷斯补充说。

日本坚持菲律宾妇女寻求赔偿必须得到菲律宾政府的支持。“自由祖母”曾向菲律宾政府提出相关要求，甚至上诉到最高法院，但未能成功。

“自由祖母”们向“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CEDAW）提出申诉，该委员会在今年3月裁定马尼拉必须对这些祖母进行赔偿，并为他们数十年的苦难和被歧视的际遇公开道歉。

“对这些在菲律宾过去被噤声、被忽视、被忽略并被抹去历史的受害者来说，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胜利时刻，”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委员马里恩·贝塞尔（Marion Bethel）表示。

苏亚雷斯律师表示，自从CEDAW的裁决以来，政府机构已向她的客户发放了数千披索的援助。但她补充说，她们将永远不会停止争取日本的道歉。

另外一名菲律宾的前慰安妇。(photo:BBC)

“对于‘自由祖母’来说，道歉真的很重要，因为它是对错误作为的承认，”她说。

她又强调，“日本对她们犯下了非常严重的罪行。世界不应该忘记这一点，日方该为此付出代价。”

对玛丽亚来说，只要有人愿意聆听，她们的战斗就会继续。“我们是一个非常紧密的朋友团体，也有很多人在帮助我们。我们想要正义。只要有人邀请我们，我们就会继续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