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时期的西藏有多惨?牦牛被宰来外销、连人骨都拿来煮汤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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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为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右为人民公社时期的中国农民在食堂吃饭(图片取自维基百科)(photo:UpMedia)
    左为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右为人民公社时期的中国农民在食堂吃饭(图片取自维基百科)(photo:UpMedia)

    (本文摘自麦田出版《吃佛:从一座城市窥见西藏的劫难与求生​》,为阅读需要,部分撷取内容有些许调整)

    共产党认为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是社会的两大罪恶。他们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摧毁封建主义,又不至于让自己沦为帝国主义。他们无法直接强迫藏人「改革」。为了符合他们宣言的崇高理念,他们需要藏人心甘情愿地主动改革。为了说服藏人,他们派遣年轻的新同志(有些还在读高中)来传播讯息。这些年轻的中国干部到处谴责贵族与寺院的腐 (寺院亦持有大量的土地),德勒现在还记得他们的宣传辞令。

    「你们将是自己的主人。」中国干部向贫穷的藏人承诺,「我们会推翻地主。」「你们再也不会遭到剥削了。」「宗教是迷信,你们拜的是魔鬼。」

    大规模反抗从未发生,但这种宣传辞令确实吸引了那些想靠财富重分配来改善个人命运的藏人。加入共产党的藏人称为「积极分子」,藏语称为hurtsonchen——最低阶的执法者,告密及殴打反共邻居的同流合污者。身为Hurtsonchen的好处是,他们可以从富裕的藏人那里掠夺衣物、鞋子与居家用品。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会流向共产党掌控的公社,那些公社比最糟的地主还要贪婪。

    那一代的藏人把那个时期称为ngabgay(亦即58,意指1958年)。就像911一样,那是一场浩劫的简称,由于浩劫大到难以言喻,只能以数字表达。不过,也有一些比喻性的说法,例如有些人称之为dhulok,那个大致上可译为「岁月崩塌」 或更耸动的「天地变色」。

    西藏东部的「民主改革」,与毛泽东推动的错误经济实验「大跃进」大约同时发生。就像许多灾难一样,这是野心失控的结果。毛泽东是乌托邦主义者,他不仅希望创造新的社会,也想创造进化的新人类。他认为,人类可以超越一己私欲去追求公益,透过集体合作来提高生活水准与国家产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把七亿人口集中到合作农场。

    即使看在德勒这种幼童的眼里,毛泽东的改革显然也註定失败 。负责改革藏人的中国干部没有放牧经验,更没有在高海拔地区耕作的经验。中国军队大多来自地势较低的地区,他们不知道大麦是高原上唯一能生长的谷物,海拔更高的地方,根本无法种植任何作物,比较适合放牧。

    (延伸阅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进到西藏 缺粮的红军竟然把「佛像」煮来吃...)

    但是,他们在毛泽东的洗脑下,不相信那些靠土地为生的藏人代代相传的生存之道,坚持认为藏人很落后。「因为汉人是革命的主力......任何反对向汉人学习、不愿接纳汉人帮助的想法,都是完全错误的。」当时一位政令宣传者这么说。牧民被迫把牲畜交给合作社,但合作社并不知道如何畜养那些牛羊,他们以牛只来耕种田地,但那些田地始终长不出作物。

    结果导致多年的歉收及动物的死亡。在作物歉收的草地上,植被变得光秃秃的,风一吹,就吹起满天的尘土。共产党的干部不懂藏人的生存同时需要牧民与农民。

    为了获得足够的营养,牧民需要拿动物产品去换取谷物,这需要有市场。而今,市场关闭了,禁止买卖粮食。国内旅行禁令也导致大家无法与其他村庄交易货物。德勒的母亲从拉萨回来后,有时会趁着深夜骑马去造访另一个村庄的表亲,拿奶油去换大麦,以防家人挨饿。她一年只敢去几次。

    藏人与汉人不同,藏人鲜少经历饥荒——唯一的例外是一九三五年与一九三六年的「长征」时期,红军大举破坏了他们的粮食供应。过去,藏人很穷,由于高原缺乏新鲜蔬果,他们常营养不良,但很少挨饿。

    当时,很少藏人吃素。在无法种植许多蔬菜的地方,吃肉是必要的。他们宰杀牦牛时会不舍地诵唸祷文,为杀生致歉,因为那个有知觉的生命可能是他们认识的人转世而来。一头牦牛可供一家人吃上好几个月。

    *(photo:Up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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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卓雍错附近的一只牦牛(图片取自维基百科)

    牦牛是乡村赖以维生的重要物资。牦牛常与母牛杂交,生下犏牛(dzomo)。犏牛的泌乳量惊人,每天可产七公升的牛奶。牦牛的每一部分都可以吃,不止提供精选的肉块而已。藏人把牛奶制成酥油,再把酥油加入咸茶中,制成酥油茶;或是加以精鍊,用来点酥油灯,以启迪心灵。他们也会以牛奶制作乳酪块,那对四处迁徙的人来说是一种方便的蛋白质来源,游牧民常把那种乳酪连同干肉一起塞进长袍的口袋。

    牛肠可用来制作香肠,里面塞牛血或器官绞肉。牛肚可做成袋子,用来储存其他食物。牛皮可制成鞋子与地毯,甚至可制成渡河的小船。牛骨可制成梳子、钮釦、装饰品。牦牛那又长又粗的牛毛可编织成毯子与帐篷。牦牛粪收集起来,可作成砖块或圆饼状,用于建筑或作为燃料。没有牦牛,藏人就失去了食物供给、衣物、住所、照明。

    (延伸阅读:为什么蒋介石挺得过八年抗战 却在短短三年内丢掉整个大陆?)

    德勒家的动物——三百头绵羊与两百头牛(包括牦牛)——都被转移到公社了。在公社里,中国的穆斯林以工业效率来屠宰牦牛,皮与肉立即被拿走。当时德勒不知道那些东西的去处,后来才知道,由于汉人不喜欢羊肉,羊肉大多出口到苏联。

    如果屠夫比较善良,他们会让德勒与其他孩子拿着瓷杯站在旁边,收集那些从动物割破的喉咙流出的鲜血。尽管那些动物曾是他们拥有的资产,如今归属公社后,他们顶多只能拿回宰割后的鲜血。他们也拿不到工资,只有获得工分,并到公社厨房以工分换取食物。

    百姓禁止在家烹饪,私人住宅中的厨具与餐具全遭到没收,以防违法行为。用餐时间一到,德勒会下山,走到麦尔玛的行政中心。官方从一个富裕家庭没收了一栋房子,并在里面设立了公社厨房。德勒拿着配给用的瓷杯去领餐,一名厨师舀出一碗介于汤与粥之间的稀粥,只装了那个杯子的一半。

    德勒迅速吞下食物后,就饿着肚子与其他孩子迅速离开,去寻觅更多的食物。孩子们是去山里觅食,寻找可食用的植物,例如rambu(一种有红色种子的高山开花植物)与droma(蕨麻,味道有点像蕃薯)。他们也从马粪中挑捡未消化的种子。

    德勒是个机灵的孩子,所以他不像其他人那样经常挨饿。他的专长是找骨头,把骨头打碎后,里面的骨髓可拿来煮汤,补充营养。他不挑骨头——羊骨、牦牛骨、狗骨,甚至人骨,他都接受。虽然他不记得以前有刻意吃人的事件,但他说,没有人会去注意扔进汤锅里的东西。藏人在山上发现可吃的东西后,会等邻居入睡再偷偷烹煮,以免有人通报屋子冒烟。

    老人获得的配给极其有限,所以最早丧生。德勒的外公遭到不速之客的残忍虐待后,健康一直没有起色,约莫一年后就过世了。他们在送别德勒父亲的同一座山上,为外公举行天葬。然而,这次,他们无法请僧侣来诵经,只能自己偷偷地做。仪式完成后,他们在地上挖了个洞,偷偷地点了一盏酥油灯。间谍无处不在,共产党鼓励亲共的藏人举报有宗教倾向的邻居,即使是在家里默默诵念祷文的人也无法倖免。

    违规者往往会受到以下指责:「你想让鬼魂复活,跟鬼魂说话。那些都是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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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批斗大会」(thamzing)上,他们遭到严厉的惩罚。批斗大会的地点,是在德勒家附近搭起的帐篷内。中国干部先以他们从寺院没收的钹、喇叭与鼓,号召百姓到场。由于干部不知道怎么使用那些乐器,德勒只记得那些乐器发出可怕的刺耳噪音。他第一次参加批斗大会时,大约九岁。遭到批斗的是一个有钱的年轻人,名叫拉穹.嘉仪(Rachung Kayee),罪名是藏匿金银及点酥油灯。

    他的双手被绑在身后,有人把他拖上临时的舞台,甩他巴掌,狠踢他,以沙棘的尖锐树枝抽打他,打得皮开肉绽。德勒与其他孩子被安排坐在前排,有人要求他们举起拳头,大声表示认同。中国官员坐在椅子上,一边抽菸,一边看着批斗进行。批斗从上午九点一直持续到日落。后续的那几週,德勒一直做恶梦。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共产党对宗教的攻击是从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但是在青藏高原的东部,宗教更早受到迫害。一九六〇年,阿坝那一带的寺院大多已被拆毁或征用了。格尔登寺中最大、最坚固的建筑,被征用为行政办公室。比较小的建筑则变成谷仓或仓库。以土砖砌成的僧侣宿舍遭到摧毁及碾碎,与泥土混在一起。宿舍的地基被犁成农地,用来栽种大麦与小麦。

    在国王宫殿对面的赛寺,僧侣宿舍虽未遭到摧毁,却变成贫困家庭的栖身之处,因为中国政府征用了他们的家园。许多僧侣从七岁就住在寺院里,如今却被逐出寺院,送回老家。僧侣遭到驱逐后,仍饱受屈辱。即使他们不再穿僧服,也不准进城。

    德勒还记得怎么分辨谁曾是僧侣,因为他们穿一般便服时,看起来很不自在。他说:「他们穿着厚重的羊皮长袍与裤子时,不知道怎么走路。那些衣服对他们来说太笨重了。」

    目睹僧侣遭到羞辱、雕像遭到击碎、绘画遭到焚燬,藏人震惊不已。佛教的仪式是藏人赖以衡量季节、庆祝出生、哀恸死亡的依据。寺院是藏人的博物馆、图书馆与学校。无论你是否有虔诚的信仰,藏传佛教无疑都激发了一种艺术,其辉煌程度媲美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共产党对宗教的攻击,疏远了那些原本支持共产党铲除封建主义、创造社会平等的藏人。

    *本文摘自《吃佛:从一座城市窥见西藏的劫难与求生​》,麦田出版。

    *(photo:Up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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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

    出生于美国纽泽西州。耶鲁大学毕业。2001年加入《洛杉矶时报》,曾担任北京办公室主任长达七年时间。她的北韩报导为她赢得海外记者俱乐部(Overseas Press Club)的人权报导奖,以及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与美国外交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Diplomacy)奖项。她为《费城探究者报》(Philadelphia Inquirer)做的塞拉耶佛(Sarajevo)报导为她赢得乔治.波克奖(George Polk Award)与罗伯特.甘迺迪奖(Robert F. Kennedy Award),并入围普立兹奖(Pulitzer Prize)最佳国际报导奖项。《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Nothing to Envy)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及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的决选书单,也荣获英国塞缪尔约翰逊奖。着作已译成二十五种以上的语言。目前是《洛杉矶时报》的特派记者,《纽约客》的撰稿人,最近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担任记者。

    相关着作:《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增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