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为开发核武 将藏人、蒙古人等少数民族赶出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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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祁连县是许多游牧民族被强制移居的地点。（CC BY-SA 2.0 Neil Young）(photo:UpMedia)包含图马特人在内，现在海晏县的蒙古人与藏人等游牧民，全都和遥远的祁连县有着特别牵系——祁连县是他们被强制移居的地点。
少数民族的强制移居和中国的核武开发是相连。简单来说，少数民族因为开发核武，从故乡被赶出去。曾历经强制移居的人们，都对过去有着鲜明的记忆。
一九五八年的青海省和中国西北的其他地区一样，陷入极端不安定的状况。激进的公有化政策与废止「封建社会的宗教阶级特权」运动，激起人们的武力反抗。政府编纂的《海北藏族自治州志》从现在的观点出发，对当时的历史使用谨慎而带点反省的语气进行描述：
一九五八年六月，海北祁连地区的「肃反运动」有扩大化的倾向。副州长与县长，乃至于一般农民及游牧民，共计四百一十六名叛乱者遭到逮捕；这些人在一九八一年获得平反。
八月到九月间，藏传佛教寺庙的剥削制度被废止，有一千名以上的僧侣还俗。伊斯兰门宦教团的特权也被废止。超过两百名以上的反革命分子被批斗。这些人在一九七九年获得平反。
九月，为了建立「国营二二一工厂」，有一千一百二十四户、计五千六百三十六人的游牧民被移居到托勒牧场、刚察、祁连、湟源等地。迁徙的家畜达二十万头。「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邪恶阶级」，也有九百四十多户被移居。
就像这样，《海北藏族自治州志》运用无血无泪、彷彿毫不相干的第三者笔调，写下这段经过；但就算如此，还是能够一窥当时强制移居的规模。
据蒙古人所言，强制移居的命令是在一九五八年晚秋、他们正停留在秋季营地时突然下达的。他们被要求，当军人和州政府干部抵达后立刻搬出去。当时正值叛乱遭到镇压，许多游牧民被处死，因此人们都老老实实地遵从命令。
人们几乎是只带着贴身行李上路，很多人的家财器物都还留在帐篷中，甚至连集结作为谋生工具的家畜都不被允许，人们就要直接踏上旅程。那时，在海晏县高耸的山顶，正值白雪皑皑之际，而蒙古人和藏人、男女老幼，几乎是徒步朝着北方的祁连山前进。
虽然祁连是适合放牧的土地，但因为人口集中在过度狭窄的土地，所以游牧民集团之间的龃龉与日俱增。加上，在行政组织上属于海北藏族自治区、藏人占了多数，所以好的放牧地都被多数的藏人所占领，蒙古人只被允许在水少的地方放牧。藏人和蒙古人虽然都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但在两者杂居的地区，还是会随着哪边占多数，而产生出相应的权力关系。
游牧民的强制移居还没有结束。一九六五年展开「清理政治、经济、组织、思想」，也就是称为「四清运动」的社会主义运动，思想上的更加严格，同时游牧民也开始定居化。由于不愿定居的人有被视为「反革命分子」的危险，因此人们除了服从之外别无选择。前面提到的马海峰家，也在冬季营地盖了一间半地穴式的小屋，过起定居生活。
沦为核武试验场的游牧民故乡
在游牧民被赶走的土地上，建立了国营的「二二一工厂」。这是背负中国政府最高使命，负责核武实验制造的工厂。遭到美国等西方阵营敌视的中国，认为拥有核子弹是攸关国家存亡的最重要课题，于是从苏联请来专家，开始进行实验。
解放军的士兵在今日海晏县政府所在地建立了巨大的人工都市，整齐规划的城区至今犹存。军人和技术人员居住的大楼总共有四十三栋，我试着走进其中一栋，那是一栋天花板挑高，俄罗斯风设计的建筑，至今依然被使用。每个早上，军人和技术人员都会从这里搭乘专用列车往西北方前进，抵达海北藏族自治州首府——西海镇，然后再转往西方约十公里处、位于草原地带的工厂，接着再分散到十八处分工厂工作。一开始，他们连对家人都必须保守祕密，不能透露自己究竟在从事什么任务。据某位退休工人表示，最早的时候，每天出入这个地区都必须蒙上眼睛，后来虽然不用蒙眼，但还是必须严格保密。所有的食品与生活用品都是从西宁市运来；从祕密都市到核武工厂的短程铁路线，直到最近都不曾出现在中国地图上。
*(photo:UpMedia)残留在青海草原上的核武实验场废墟。（八旗文化提供）
和下级军人、一般技术人员居住在海晏县政府所在地不同，军方高层以及来自苏联的专家都住在西海镇。当地的居民都称这些人入住的建筑物为「将军楼」。这些建物兴建时就具有一流设备，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军方撤退后，地方政府的高官取而代之，成为「将军楼」的主人。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二一工厂」制造的核子弹被运到新疆的罗布泊、也就是过去楼兰王国的故地进行实验，获得成功。之后直到一九九二年关闭为止，这座工厂一直是中国国威的支柱。关闭七年后的一九九九年，工厂一带开放外国媒体进行採访，当时，日本做了这样的报导：
一九六○年代中期，中国陆续开发出原子弹与氢弹，并实验成功。制造这些核武的祕密基地遗迹，最近首度在外国记者面前公开。这是一处位在中国青海省、海拔三千三百公尺高原地带的巨大军事设施，也是座限制与外部接触的「封闭都市」。当总计十六次的核武试验结束后，一九八七年中国决定将之移交给民间管理，现在是地方政府用来吸引国内观光客、投注心力开发的观光景点「原子城」；然而，目前它还没有允许外国人参观的计画。
在原本只有游牧民居住的大草原——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核心地区海晏县，分散建立了所谓的国营二二一工厂。一时之间包含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工人、家属等，共计有三万八千人居住在此。在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的管理下，它分成生产区与生活区，占地广达一一七○平方公里，约为东京都的一半。当地州政府的李三旦副州长解释说：「随着国际情势的变化，这座工厂的历史使命也告一段落。一般民众都将核子当成神祕的事物，为了化解他们的忧心，我们在全面检查、确保安全后，决定将这里开放为观光景点。」
「二二一工厂」是中国的「原子城」，也就是「核武之城」。市内建有一座写着「中国第一核武器实验站」的纪念碑。现在因为作为观光景点，所以政府官员积极让它向外曝光，但我在十七年前带学生去西宁市近郊实习时，曾经被下达禁令，不准带日本人到海晏县，对此我仍记忆犹新。
*(photo:UpMedia)明白标示着「中国第一个核爆实验基地」的纪念碑。（八旗文化提供）
污染后归还的土地
我走在着名的「二二一工厂」遗迹当中，处处可见祕密基地的残痕。纵横铺设的铁轨，其中一部分至今仍然带着锈斑横陈一地。被巨大铁板包围的实验场之一现在变成了展示场，但整个场地上了锁，无法任意进入。我一边想，「这里铁定有放射能吧！」一边继续绕着遗迹前行。而在一九五八年「二二一工厂」建立前，这里是蒙古穆斯林、图马特人与藏人的冬季营地。
*(photo:UpMedia)过去实验场里留下的祕密基地。（八旗文化提供）
根据当地居民所言，解放军从一九八○年代下半叶，就逐渐撤退；得知此事的游牧民于是打算从被强制移居的祁连返回故乡，却遭到政府阻止。结果，只有家有六十岁以上老人的家庭，才能获准回归故乡海晏县。至于为什么不允许所有人返乡，真相至今仍然不明。
故乡是不是已经遭到核子污染了呢？对此忧心者不在少数。结果出乎意料地很快呈现眼前：绵羊和山羊长出了三到四根角，也有不长牙齿、或是牙齿一碰就掉的家畜出现。游牧民的老人把这种异变的家畜理解为「在上天旨意下诞生的生物」，对牠们珍惜备至。不只是家畜，据证词指出，在出生的孩子中，有障碍的数量也增加了。他们把核爆污染理解为上天的旨意，即便遭污染也要继续住下去的原因，就是这里是故乡、而且是三十几年间想回也回不去的故乡。
地方州政府掌握了污染的事实，中央政府也派人来调查；然而，关于污染的具体状况，不曾公诸于世。事实上，他们既不曾补偿，也不曾施行医疗措施，让游牧民居住在三十几年间用来进行核武实验的土地上。这根本就是放任少数族裔自生自灭。政府官员自不用提，就连占大多数的汉人也不会住在这里。这些为发扬国威提供场所的少数民族，不只没有获得和贡献相应的报酬，甚至直到如今，还在持续惨遭牺牲。这样的实情，不禁让人感到某种明显的歧视。
我向他们提议说，「你们应该向政府陈情才对啊！」面对这种严峻的事实，我实在无法假装客观、不去碰触。我在一九九二年夏天造访哈萨克共和国时，曾经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目睹前苏联时代的巨大核爆基地。我将哈萨克居民和美国内华达核武试验的受害者联手，展开反核运动的讯息告诉了游牧民。虽然我并不清楚他们在社会主义的独裁体制下，能够争取自己的权益到什么地步，但至少必须让他们掌握国外的状况。
※本书摘取自《蒙古与伊斯兰中国：一段贴近民族心灵的旅程》，八旗出版。
*(photo:UpMedia)作者简介
杨海英
蒙古裔文化人类学家。蒙古名「俄尼斯．朝格图」，蒙译日文名「大野旭」。1964年生于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学日本语系，1989年赴日本留学，修完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综合研究大学院的博士课程而获博士（文字）学位，现为日本静冈大学教授。自1993年到2019年，每年都到内蒙古进行研究。
曾获司马辽太郎大奖（第14回，2010年）、大同生命地域研究奖励赏（2015年）、樫山纯三赏（2015年）、正论新风赏（第19回，2018年）。
繁体中文版作品有：《没有墓碑的草原》（八旗文化，2014年）、《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时代悲剧》（大块文化，2017年）、《在中国与蒙古的夹缝之间：一个蒙古人未竟的民族自决之梦》（八旗文化，2018年）、《文明的游牧史观》（八旗文化，2019年）。
译者简介
郑天恩
台湾大学历史所硕士，曾任出版社日文编辑，现为专职翻译。译有《何谓中华、何谓汉》、《曾经以为中国最幸福》、《人民解放军的真相》、《凯尔特．最初的欧洲》、《文明的游牧史观》（以上由八旗文化出版）、《海上霸权》、《日本人的界限》（合译）、《东方直布罗陀争霸战》、《珍珠港》、《最后的帝国军人》等书。
